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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径300多米的近圆形土围子，其“城墙”
非常宽，且平缓，本质是土堤。
距今6000—5000年间，经历过多次扩建，取土洼地形成了水塘，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不过，即使城墙不是军事防御之用，这些水乡古城的意义还是重大，说明当时的人为建造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
，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
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
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
这种比较和平、均等的稻作社会，还有与之“配套”
的原始宗教理念。
位于长江中游的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盛行一种埋葬陶器祭祀的风俗，而且是特制的大型陶“筒形器”
；后来，又演变成制作巨量的泥塑人偶、动物、小杯子等加以焚烧和掩埋。
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具体含义，但它们的社会功能比较清晰，就是群众参与性强，没有财富门槛。
这和缺乏战争与人祭的社会环境比较搭配。
比长江中游稍晚一点，距今5000—4900年间，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北郊的余杭区也出现了大型防洪“良渚古城”
，以及复杂的灌溉堤防体系。
这座古城一度接近了早期国家的门槛，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层，贵族统治者有建在土筑高台之上的豪华殿堂，墓中随葬大量精美玉器，有些高级玉器上还刻着宗教意义明显的“神人兽面纹”
和神鸟纹，可见祭司阶层比较活跃。
在良渚古城的繁荣阶段，并未见到人祭现象，而且它的繁荣只维持了一两百年，然后王这一级别的宫殿和墓葬都消失了，社会又退回到部落林立的状态。
5后来，在今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地区发生了频繁的冲突，伴随着批量杀人献祭和人殉现象（今江苏昆山、上海青浦地区），但这些冲突一直停留在部落间战争的层次，从未发展到古国水平。
结合气候变迁看，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
，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
然而，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曾经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
有学者认为，是大洪水导致了南方的低迷，但证据尚不够充足。
再来看人祭宗教现象。
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开始有零星的苗头，如西安的仰韶半坡遗址，村落中心一座半地穴式大房屋F1的地基中埋了一颗人头6：这座房屋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在地基中埋入人头应当有宗教用途。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证据是批量处死的尸骨以及夯土或砌石的城防等。
比如，河南的王城岗古城，宫殿夯土中有13座人奠基坑，每座坑中都埋有多具尸骨，但由于没有全部发掘，所以无法统计用人总量，唯一完整发掘的一号奠基坑内埋有七具人骨。
7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出39座不大的房屋，奠基童牲27人，8说明这里修建房屋流行用儿童奠基。
9陕西神木石期古城东门，至少有五座人头奠基坑，埋有青年女子人头近百颗。
山西襄汾陶寺古国的宫殿区也有人头奠基坑，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则埋有大量殉葬的人。
王城岗古城宫殿区的一号奠基坑（二期）照片及平面图：埋两名女性青年、三名儿童、两名男性壮年10
此外，在一些部落级别的聚落里，也有多人一起被杀的现场，从河北、河南到陕西，都发现了此类尸骨坑，如邯郸涧沟、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西安客省庄等，但尸骨码放并不规整，也没有其他的祭祀特征，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都是宗教目的的杀人献祭，也许有些只是对俘虏的批量屠杀。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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