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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属于殷商末期刚出现的商人“史”
氏的薛国，延续至西周前期。
前掌大共发现殉人墓九座，殉人车马坑五座，共殉28人。
这些殉人墓和车马坑，少数属于商代末期，多数属于西周前期。
从各种迹象看，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并未能把统治延伸到史氏薛国，这里的商人也没有主动挑战周王朝，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延续了数十年。
史氏和新建立的宋国有联姻关系。
M110中的一件铜器有铭文“宋妇彝史”
（宋妇觎，前掌大M110:2），说明这是史氏为从宋国娶来的夫人制作的器物：称贵族女性为“妇”
（商妇就，《集成》867），和殷墟甲骨卜辞的习惯相同；按周人习惯，则应称“宋子”
。
史氏薛国和宋国都出自商王族，这是商人族内婚传统的表现。
进入西周后，商人的史氏薛国又存在了三代人，大约六七十年，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在文献和考古中，史氏薛国彻底消失后，当地土著的姒姓薛国却重新出现，并存续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为鲁国的附庸，衷心归化于周人文化圈。
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时，周朝帮助姒姓的土著薛国复国，而商人史氏则被周朝强制迁徙，或者逃亡到了更遥远的东南方，从此永远消失。
以上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况，总体特征仍是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几乎完全消失。
不过，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
7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人祭记忆的暗流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人们还有口传的历史记忆，这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
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
到春秋中期，商朝灭亡四五百年后，周王室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关于人祭的暗黑记忆也开始浮出地表，甚至变成个别诸侯国的官方行为。
公元前641年，志大才疏的宋国国君襄公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命令帮国去攻打部国。
这两个小国均为东夷系，位于今鲁南地区枣庄市附近。
结果，帮国人俘虏了部国国君，并将其献祭给了“次睢之社”
，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学者考证，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离商朝后期的丘湾社祀遗址不远。
宋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震慑东夷，使其臣服于宋国，《左传?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郝文公用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这里的“用”
，为杀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用羌”
“用俘”
完全相同。
这表明，在春秋列国中，关于商人献祭的细节知识并未完全失传。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也属离经叛道，他的兄长司马子鱼就说：“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用人？祭祀是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杀人献给神，神会来吃吗？搞人祭的国君会不得好死的。”
从司马子鱼的话来看，当时的宋国早就已经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经重构了一套“古代”
的仁义祭祀模式——在这种版本的叙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
可以说，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两种历史共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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