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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
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
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古书还记载是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月亥作服牛（《世本?作篇》）结合考古来看，夏都二里头已经有了人力推拉的两轮车，用牛来拉两轮车也属顺理成章，毕竟牛车速度比马车慢得多，对车辆的制造工艺要求较低，王亥时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胜任。
这样，水牛群可以穿行于泥沼湿地，牛拉双轮车可以在旱地陆路从事运输，商族人由此获得了“两栖”
行动能力。
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但有些间接证据，比如，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尚书?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
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
字被“商”
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
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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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
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
。
张光直已经注意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带（近代所谓“黄泛区”
）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
9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为这片蛮荒湿地上的活跃因素。
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
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
虽然夏朝严密保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应该难以完全阻止。
而且，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夏朝有机可乘，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
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
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字和文字的发明。
在商人创造文字之前，很多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记事符号，比如，对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就曾发掘出一些刻划符号的陶片。
而商族人在迁徙和贸易中与较多部族打过交道，有机会见到各种记事符号的用法，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是完全有可能积累起完整记录语言的字符体系的。
在商人创造的“甲骨文”
里，暴力、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
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王朝统治秩序尚未建立的东方，部落之间充满敌意，动辄发生冲突，商人的迁徙和贸易很少能在和平氛围里进行，需要部落武士的武装保护。
有些甲骨文字显示的，则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
构成的字就特别多，而且很多是常用字，只是在后世的字形演变中，很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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