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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
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
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
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
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
。
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
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
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
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
，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
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
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
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
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
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
的崇拜。
在商朝末期，“帝”
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
的神性。
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
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
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
，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
从这些迹象看，周朝人“疏远”
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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