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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
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
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
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联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查拿。
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审办。
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鲁迅之父,本名凤仪。
崧骏此奏,为周福清多所开脱,所叙颇多隐饰,事实并非如此。
最重要的两点是:
第一,周福清并非“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事后必有酬谢之资”
,而是有计划地贿买关节。
第二,所谓“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
云云,亦是假话,周福清要活动的对象,根本就不是殷汝璋。
然则事实真相如何?先谈第一点,殷汝璋、周锡恩放浙江正副主考,在是年六月十二日。
乡试主考按路途远近,分批简放。
最早是云南、贵州,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谕;最迟是顺天,到入闱当天,方始传宣。
江西、湖北、浙江是属于第四批;但交通情况,已非昔比,由京城到浙江省会杭州,除了沿运河南下以外,亦可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转杭州,为时不足十日。
周福清以为殷、周会取捷径,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赶到上海迎候;到上海一打听,才知考官仍沿往例,循运河南行,于是转往殷、周必经且必逗留之地的苏州坐等。
浙江主考的官船,于七月廿七抵达苏州,泊于金阊码头;周福清派了“家丁陶阿顺”
去投帖、送信。
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在绍兴向一个叫陈顺泉的人借来的听差;其实呢,陈顺泉即“五姓”
之一,亦就是周福清的“主顾”
之一,为了取信于“银主”
,要求派一个随同办事,即由此蠢材陶阿顺承之。
原奏中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
云云,是因为前文指出,周福清活动的对象为有年谊的殷汝璋,所以此处不能不如此说;事实是投帖管投帖,投函管投函。
主考入闱之前,关防特严,沿途地方官除外,往往不见他客;周福清当然知道这一惯例,根本不会期望殷汝璋能够接见,而且贿买关节是秘密交易,更不会自暴行迹,所以“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
的话,根本是欺人之谈。
投帖不过礼貌上的拜会,兼有打招呼的作用,意思是我无所干求,不让你为难,但亦望你眼开眼闭,莫找麻烦。
主考只得两位,非杨即墨,周福清的对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必是副主考周锡恩。
此复乃我所发,如无证据则厚诬古人;周锡恩为湖北罗田名士,张之洞的高足,通小学、易理、骈文、诗、古文,翁同龢誉之为通才,如无证据,亦不忍相诬。
证据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事实本身所显示的真相,一方面是当时的文献对周锡恩的攻击。
首先谈周福清交给陶阿顺的东西,一共两件,一件是“年愚弟”
的名帖,一件是封套上并未写明收信人的信,信中有:
一、周福清名片一张。
二、“凭票洋银一万元”
的“空票”
一张。
三、写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的纸条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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