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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慈禧六十万寿，一律“停勾”
，凡是斩监候的人犯，都可无条件多活一年；以后廿一到廿五年这五年，年年须到刑部活动，列入缓决，多活一年。
刑部书办，绍兴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须上下打点，加上盘缠应酬费用，对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同时，用吉是胃溃疡患者，这个病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饮食调养，而周用吉不具备这一条件，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岁。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
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乱起，周福清得以出狱。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记周福清遭祸事说：
（周福清）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
那跟班名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
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
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开，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
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
到辛丑（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依照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
当他入狱时，周建人说：“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这时父亲避难未回，本家就带着的态度，叫十三岁的鲁迅签字，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
可想而知的，李慈铭亦必在被骂之列，结怨已非一日。
至于此案之初次上达天听，并非由于崧骏的奏报，而是由于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溥所发难。
褚成溥字伯约，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成进士，与李慈铭同年。
我很疑心，褚成溥上疏论此案，出于李慈铭的嗾使。
褚疏上于九月初二，即日奉上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
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隔了两天，浙江的奏折才到。
按：光绪十九年秋闱，弊案迭起，上疏抨击者，除了褚成溥以外，还有江南道御史联、山东道御史庞鸿书、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以及浙江道御史林绍年等。
林绍年所劾的丁惟禔，以及由丁案所牵涉的饶士腾，还有投信仆人姓名，奏折中称为陶阿顺。
此处名为徐福，可能陶阿顺为顶名。
因徐福到案，如供出实情，则殊多未便。
所开为一万两银子期票，此说可信；兑现日期，自然是在发榜以后。
奏折中说是“空票”
，无非照应“虚赃”
二字，以便改轻罪名。
鲁迅生于民前三十一年，亦即光绪七年，至十九年正为十三岁；据此记，可知周用吉当事发时一度逃避。
周氏族人趁火打劫，处分了周家的财产。
可见，周福清在亲族中，人缘不佳。
鲁迅记其祖父性情云：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难受了。
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
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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