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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衷茂育”
即为关节,四字当然不能连用,但一看即知须分为两组:因为用到“宸衷”
字样,照例双抬,一望而知;然后再在上下文中,找到“茂育”
字样,便知是关节到了。
周福清老于此道,设计得很妥当了。
这三样东西,稍一推究,疑问重重:
第一,如崧骏原奏所云:投帖不见再投信,则信中何必又附名片?
第二,只有空票,及关节字样,其他一无交代,显然是早有默契;而事实上,周福清在六月间放浙江正副主考后,始终没有跟殷汝璋、周锡恩通过信,此从周连主考是走海道,还是走运河亦无所知,便可证明。
然则默契从何而来?
因此,就此情况下一判断,周福清与此两主考之一,至少曾合作过一次,故而连价钱都不必讲的,“洋银一万元”
以“五姓”
均分,每名两千元,这大概是当时的“公价”
,至于“小儿”
周用吉,当然叨光了。
这是就事实推演,自然而然产生的结论。
然则从何得知会与周福清合作过的,是周锡恩而非殷汝璋?这只要一翻“清朝贡举年表”
即可了然。
殷汝璋自当翰林以来,还是第一次放出去当主考。
而周锡恩则是第二次,第一次为光绪十四年当陕西的副主考。
《清朝野史大观》有“科场舞弊”
一条,末云:
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
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杨泰亨,浙江慈溪人,同治四年翰林,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
费念慈,江苏常州人,徐郙之婿。
《孽海花》中对他们夫妇有很生动的描写。
他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放浙江主考在光绪十七年。
翁同龢对周锡恩,本来是很欣赏的,但以后就不往来了。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记:
若农谈陈伯育、周伯晋居官居家状,颇骇听闻。
周伯晋即周锡恩,居官贪污、居家豪奢,故骇听闻。
可知周锡恩前一年在浙江满载而归。
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铭所奏:
翰林储才之地,近年编检多至数百员,人品不齐,如陈鼎、费念慈、周锡恩、盛炳纬、饶士腾、陈光宇、魏时钜,此数人素行诐邪,不知自爱,京察宜加惩罚。
陈鼎即前翁同龢所记的陈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绪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门生,亦即李慈铭的同年。
光绪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农(文田),见闻自确。
陈光宇即南闱有名的枪手,光绪十六年翰林,但从未得到过考差;饶士腾为江西金溪人,他有个族弟叫饶丹诏,是琉璃厂书场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
的东主。
饶士腾介绍他的同年丁惟活动四川主考;饶丹诏转托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御膳房太监张秀林,结果未曾成功。
但后来丁惟又放了陕西主考,张秀林借机需索,闹出纠纷,为李慈铭的房师林绍年纠参,结果饶士腾竟因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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