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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这些检验的人又是“实”
，又严格地循其“名”
以责之。
照法家如此说来，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
君主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
这样进行统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
。
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
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八经》）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
但是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
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
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
法家和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
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
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
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韩非子·大体》）。
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
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
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
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
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的治道，也是后期道家所主张的，只是词句上稍有不同。
《庄子》里有一段讲“用人群之道”
。
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还区分了“为天下用”
与“用天下”
。
无为，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为天下用之道。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统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自己无为，而命令别人替他为。
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是以无为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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