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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古人在养猪方面的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
从遗址中的猪骨分析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被宰杀的猪大概在半岁到一岁，古人急于吃掉小猪；到距今4500年前，被宰杀的猪都在一岁或者更大一些了。
在当时的饲料条件下，养到一岁的家猪的产肉率是最高的，也就是饲料转化率高，而年幼的猪长肉太少，年长的猪长肉变慢，都程度不等地浪费了饲料。
那么，当时的家猪会与人类“争食”
吗？它们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关信息。
古人靠采集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谓的碳三植物，而靠种植获得的粟和黍等食物，是碳四植物。
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处遗址中出土了人骨和猪骨，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的人和猪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所以人和猪都是以粟、黍为食的。
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黄米，喝小米和黄米酿造的酒；猪吃小米和黄米的谷壳，还有糟糠—酿酒剩下的残渣。
但是在长江流域，家猪并没有得到古人的追捧。
虽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南方古人也开始饲养家猪，但他们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养猪，没有把养猪当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项。
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遗址中，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他们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获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来满足，或者捕捞河湖中的鱼类、贝类进食。
在距今5500—5100年前的长江三峡一处遗址中，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双臂下面各放了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
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南方古人更为注重鱼类资源。
饲养家猪，很可能也有丰富饮食的因素在里面，并不完全是因为肉食缺乏。
5000年以前古老中国“南鱼北猪”
肉食格局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
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会结冰，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粮食产量上来了，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粮食没有太多剩余，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
不过“南鱼北猪”
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
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
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
在远古时代，良渚文化其实是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是在南方水乡泽国的环境中一次“人定胜天”
的史前时代大跃进。
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种植水稻，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养活大量的人口，并饲养家猪作为肉食改善营养，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他们如此热衷于建设城池、房屋和水坝，是与他们神秘的信仰相关的。
考古学家从良渚文化中能够感受到良渚古人有着较为狂热的信仰，他们不想建设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国”
，而是梦想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
，信仰驱动着他们执意要超越自身的时代，登峰造极。
所以，良渚文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悲壮感。
从良渚文化衰落后当地兴起的马桥文化来看，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复到了良渚之前的文化状态，以捕鱼和打猎作为自己获得肉食的方式，他们几乎不再养猪，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良渚文化简单得多，就好像良渚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南方地区再现类似于良渚文化这样的“巅峰时刻”
，恐怕要等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时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离良渚文化衰落已经过去了约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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