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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后二十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宗室人口增长到六万余，年供养开支高达1526万两，占比当年总支出5289，当年总支出2889万两。
当时处于万历三大征时期（1573-1620年），朝廷在打仗，开支增加。
【网络谣言，说大明财政危机，是因为打仗导致的，这是偷换概念的！
】
因为，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总支出也不过1160余万两。
张居正遗留下的积蓄，就足够开支了。
【大明财政危机的核心根源，是供养宗室的开支！
】
而万历亲政后、天启、崇祯，三朝皇帝，都没有节流，对宗室进行改革。
朝廷财政危机，那就增加收入，大肆开源，于是有了矿税、抽税、加派饷银等名目的举措。
万历矿税的成效，根据杨涛先生在《明代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的统计，金约为9952两、银540余万两。
有一件事，说天启时期，打仗，朝廷财政不足，叶向高向皇帝请发内帑，皇帝发出3000万两。
叶向高于是感叹，“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皇祖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
吹逼万历皇帝的深谋远虑，给大明续命。
然而这事，系三真七假的网络谣言！
真相是，叶向高确实向天启请发内帑，天启也确实发了内帑。
但是，不是3000万两，而是200万两。
万历矿税所得，大体上是赐给了福王，有“耗天下财，以肥福王”
的说法。
万历疼爱福王，本来是要立福王为太子，继承皇位的。
但是反对声音大，最终作罢。
矿税并非开源的大头。
开源大头，是加派的饷银。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宫内虽有积储，不肯拨发，于是援御倭例，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赋银200多万两。
四十七年又加3厘5毫。
四十八年再加二厘。
前后共加九厘，共增赋银520万两，遂为定额。
名义是为国为民，筹集军费。
实质上，是宗室吃财政，财政亏空，导致军费不足，然后开饷。
这种行径，与清末，老佛爷挪用军费修园子，不逞多让。
崇祯三年（1630年），又强征“辽饷”
，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
，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练饷”
，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皇族宗室的开支，除了一般的供养，还有其他一些的零碎部分。
比如修建陵寝，这也是一大笔开支。
万历的定陵，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动工，历时6年完成，共耗用白银8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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