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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https:.sohu.a72519183_410481
拓展——三次“文艺大众化”
讨论
1、1930年，在左翼作家主编的《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沙仑》等刊物上展开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
1930年3月1日的《大众文艺》上，载有多篇讨论此问题的文章，如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郑伯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等。
2、1931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向革命文学提出的尖锐要求。
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此次讨论中，发表文章最多、理论建树最大的是瞿秋白。
3、1934年5月，因为有人重弹“文言复兴”
的老调，鼓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讨论转入语言文字问题，大众语成为讨论中心。
除左翼作家外，文化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知、胡愈之、陈子展等也都参加了讨论。
鲁迅写了《门外文谈》，论证了大众语、文字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意义，是讨论中的重要收获。
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
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
的论争（1928-1929）
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
1927年，原”
现代评论派“骨干胡适、徐志摩等陆续到上海，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3月创刊《新月》杂志。
新月派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其聚集是因为不能正视无产阶级的运动已“由政治的更进而为文化的运动”
，要“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
。
新月派的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
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
。
论争性质：不同阶级争夺文艺阵地和领导权的论争
主要文献：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资本家的走狗”
》；
鲁迅《文学与出汗》《“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丧家的”
“资本家的乏走狗”
》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们也不懂资产阶级的文学为什么就要受攻击？是为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呢？”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节选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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