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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
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
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
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
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
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
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
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
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
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
。
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
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
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
。
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
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
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
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
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
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
大家好了,你才能好。
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
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
,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
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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