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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
1900年左右镍币影院天天播放低俗电影，针对下层美国观众，于是1908年圣诞期间纽约市长关停影院，随后，《一个国家的诞生》被一半的州强制禁映，整个邦统一标准在这时候提上日程。
同时，低俗电影横行市场，美国的反电影势力十分广泛十分强大，而制片厂迫切需要一个和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袖善舞的威尔·海斯成立了“海斯办公室”
，他帮片商与政府等进行周旋争取上映，又出台了个《海斯法典》，在内容中规定了可以拍的与不能拍的，用以讨好反电影派。
好莱坞八大制片厂联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为八大制片厂垄断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从，也就是说，“行业自律”
是强制的，它的尺度是各方均衡的结果。
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八大”
剥离旗下影院，对《海斯法典》的反抗为成为了一个可能。
而后，1953年《奇迹》胜诉，1960年，电视冲击电影行业，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为了生存迸发能量，把“新价值”
带进电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成功实现了行业自救，到1968年，《电影资源分级制度》正式实施。
再随后，八大制片厂一直包揽好莱坞的电影大片，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等“新价值”
约定俗成延续至今，行业、市场无比默契，“反叛电影”
观众极少。
所以，这能叫作完全自由吗？谢兰生也不大清楚。
总之，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做法，一个是在审查委员会争取到更多席位，实现更多行业自治，一个是法律框架内规范化整个流程，实现更多法治管理，第三个是在各方面为审查分级双管齐下做些准备，最后一个是，等时机到了，就全面推动审查转为分级，虽然似乎十分缥缈。
在分手前，谢兰生跟对方教授又说到了资本干预的问题。
他们两人全都认为成熟机制是必要的。
好莱坞的“电影预算=预售金额x3”
“投资银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个个投，吃市场不吃项目，因为最后总是赚20”
“保险负责超支部分”
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为那是独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莱坞，不过，中国市场目前这些“对赌协议”
“保底发行”
让电影公司确确实实心急火燎狗急跳墙，只能想票房，不能想电影了。
还有，编剧地位太低连演员都能指挥他等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再告别是六点钟了。
兰生接到莘野电话。
对方带着磁的声音透过听筒又传过来：“还不回来？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
谢兰生笑，“这就回了。”
这一天，跟电影节的负责人谈，跟电影局的副局长谈，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谈，跟电影发的教授谈，谢兰生竟不觉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来了：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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