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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落款，盖银章，语气与笔迹皆与父亲有极大出入。
乔知遥十四岁时便能一笔一划临摹父亲的字，知道那“昶”
字右下常带挑锋，而这行字虽仿似，却笔压过重，笔起偏侧，那笔不像父亲惯写的收锋，反倒像是有人先盖章，再照着他的字势，补出个像是他写的名。
乔知遥指尖落在纸尾，又慢慢移至编号栏。
这一卷的登记编号为“礼录·辛冬·三十四号”
，调卷理由却写得极模糊，只记“前案副页缺录，今据内档补入”
，下押一行：
典仪司审章：冯子望。
乔知遥微一凝神。
副页本应存于兵部案底，为何被列作“礼录副页”
？为何改文流入实录馆？是谁作出“据内档补入”
的判断？那枚被伪装作乔昶落款的银章，又为何一再出现在并非其署责之卷？
乔知遥在心中，将这些问题一一排布，再回望那份调卷封尾，一纸烫印：
《大礼录》。
《大礼录》，是朝廷所录一切典仪、诰敕、兵制、抚恤、爵册之总成，归礼部典仪司统筹，实录馆监修。
凡军中动用节银、临时授命、边事赈恤者，皆需“行军礼文”
备案，抄录一份入礼录。
也就是说，只要这份兵部调卷最终需归入《大礼录》存档，哪怕当初原稿属兵制，它也必须经过礼部格式审验，而这最后一笔，正由典仪司副使，也就是冯子望，签押通过。
所以她父亲乔昶，才会频频在兵案中落名。
不是他越职干政，而是“兵调入礼”
这一程，早是制度使然。
也正因如此，当年乔昶之案案发时，敌对派才有足够理由将他落笔的“兵文礼页”
拎出来做文章。
只要这些文页未入正轨，或伪造路径难查，便能轻易反咬一口“乔昶批文不当”
“越权下令”
。
他们要的，从不是一纸真迹，而是一纸可以拿去定罪的名。
乔知遥手指缓缓收起那张副卷。
她没有再多言，也没有当场动笔，只将其与先前照录之页并列放下。
一切都太巧，巧得像是有人亲手将这些卷页，一步步送到她案前。
不是偶然，是提线。
专门提给她的线，要她看、要她辨、要她接。
翌日，乔知遥在典卷库中调出旧年密档签收册，查的是那页落有乔昶之名的副卷流转记录。
那一页最早归属为礼部赏章司，三月后转至枢密案勘处，再由诰录协修台收回誊录，编号进入《大礼录》补佚目录，历经三次转手，最终落入实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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