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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书已经说过了，在修建延福宫时，赵俣特意让人修了几条密道，其中两条是从原来的皇宫修到延福宫的——这其中一条是从崇恩宫通到刘明节宫里的，而另一条就是从孟修仪和孟顺容宫中通到孟相居住的庆寿宫的。
结合刘清菁的那条密道是赵俣和刘清菁偷情用的，就不难猜出，孟相的这条密道肯定也是赵俣和孟相偷情用的。
听到这里，肯定有心急之人想问，赵俣和孟相也搞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的事？
这其实也是在十四年前，具体就是，刘清菁珠胎暗结没过多久。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虽然赵俣已经当上皇帝了，但实际上掌权的却是向太后，从某种程度来说，赵俣就是向太后手上的傀儡。
当然，这么描述向太后和赵俣的关系，其实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那时，守旧派的旧党与变法派的新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也感觉之前高滔滔和赵煦做的都不对的向太后，便主张本中和而立政，也就是走中间路线。
所以，掌权以后，向太后频繁召见两党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放下成见，以国事为重。
然而，新旧两党早已积怨太深，多年的党争让双方都视对方为死敌，又怎会轻易听从向太后的劝说？
旧党大臣表面上对向太后恭敬有加，暗地里却依旧对新党政策进行抵制，甚至在一些政策实施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使得新政难以顺利推行。
而新党大臣，本就对向太后有很大的成见，又见向太后主张让新党向旧党让步，则认为这是在逼新党对旧党妥协，是对变法成果的破坏，心中愤愤不平，进而对旧党的攻击也愈发猛烈。
朝堂之上，新旧两党依旧争吵不休，甚至比之前更加激烈。
向太后为此操碎了心，一直在忙活怎么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
而赵俣那段时间则一直在忙着搞钱、忙着搞外交。
——向太后和赵俣实际上属于各管一摊。
时间长了，被新旧两党的党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向太后，才确认赵俣说的是对的，和稀泥，靠着玩平衡，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要想解决大宋党争的问题，只有打破派系壁垒，以国事为核心重构朝堂共识。
其实——
赵俣登基不久，就在张纯的帮助下，给出了解决大宋新旧两党党争的解决方案。
而且，赵俣还给向太后分析了，党争的根源，在于新旧两党将派系立场凌驾于国事之上，凡对方支持的必反对，凡对方反对的必支持，甚至为了攻击对手而刻意歪曲政策本意。
比如新法推行时，旧党无视其富国强兵的部分成效，一味指责扰民；旧党复职后，新党又全盘否定元祐更化中的合理调整，陷入“非此即彼”
的死循环。
针对如此局面，赵俣提出，若要破局，需从三方面着手：
一、以实绩定优劣，而非派系划线。
朝廷应设立独立的考课机构，对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如青苗法在某地是否真的缓解了农民困局，免役法是否切实减轻了底层负担，不再由两党自说自话，而是以百姓生计、国库盈亏为硬指标。
政绩突出者，无论新旧党籍，皆可擢升；政策失误者，即便出自本派，亦需追责。
二、剥离党争与权力捆绑。
当时的台谏官常沦为党争工具，动辄以“新旧”
论罪弹劾同僚。
应规定台谏言事必须针对具体政务失误，严禁以“党同伐异”
为由攻击官员，违者罢黜。
同时，宰执选拔不再局限于两党领袖，而是从地方政绩卓著、无强烈派系倾向的官员中遴选，且宰执任期内若提拔本党成员超过一定比例，需接受御史台质询，避免朝堂沦为一党私器。
三、以经义释分歧，而非以分歧解经义。
新旧两党常借儒家经典注解之争强化对立，如王安石以《三经新义》为变法依据，旧党则尊传统注疏驳斥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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