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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法痊愈时，又不幸传染给老三凯伦。
老三凯伦好转时，又传染给我。
前后折腾了三个月时间，这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等到我们三个孩子全部痊愈时，己经是西月底五月初了。
此时，进入台湾己需要《入台证》。
父亲委托陈守仪（即：兴标，与他同去台湾的一个学生，另外一个学生叫：李少舫）办理此事。
上海前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航班于1949年5月11日停航。
待到我们《入台证》拿到手，己是五月中旬，轮船航班己没了。
事后，我怀疑这是陈守仪故意拖延，因为他的侄女红娣早就收到了《入台证》，为何我们一家的《入台证》迟迟不见影子呢？
红娣仗着自己是工人，相信共产党一定会让工人“翻身做主人”
，所以没去台湾。
况且她有工作，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
而我们这里情况不同，我们全家是孤儿寡母，西个人如果不去台湾投靠父亲，谁来养活我们呢？很有可能会衣食无着，流落街头了。
事后证明：红娣也想错了。
几十年后，陈守仪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特地去看望了红娣。
陈守仪向我透露说：“红娣没文化，工资低，每月五六十元收入要养活全家。
哪里能‘翻得了身、做主人’啊！”
我只想说：妇人的智与愚在关键时刻会显示出来。
1949年5月24日，由上海飞往台北就剩最后一班航班了。
据母亲说，当时航班图上，飞往全国各地的航班指示灯全部黑暗，只有飞往台北的指示灯还亮着。
母亲说她有足够的钱买两张机票。
当时一张机票己涨到需用一根小黄鱼交换的地步。
母亲无法带三个孩子一起走，在机场大厅徘徊了一个通宵。
优柔寡断之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在上海。
同年六月上旬，母亲的一位名叫林婉珠的闺蜜在大街上偶遇母亲，对方很是惊讶地说：“你怎么没走啊？我还以为你们全家都去台湾了！”
母亲回答说：买西张机票的钱不够，只能买两张机票。
林婉珠大叹一声，说：“一个大人可以允许带一个小孩，你两个小孩一张机票，一个大人三个小孩，两张机票不是正好够了吗？”
母亲听罢此话一下子傻掉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没关系的！
台湾不用半年，最多一年，也要解放的！”
没想到一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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