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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槌落下，庭审开始。
胡斐首先起身，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温文涉嫌虐待罪，并详细陈述了其长期对受害者实施精神虐待、侮辱、恐吓、孤立，最终导致受害者不堪承受而自杀的犯罪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优秀的人是共脑的，因为她们的逻辑是很相同的，就像胡斐出示的证据和应知安准备的证据链几乎一模一样。
胡斐逻辑清晰，语气沉穩，开始逐一出示证据：大量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通话录音、证人证言以及心理学专家出具的关于“精神控制”
与“强制性控制”
的说明报告。
法庭的一侧的屏幕上滚动着那些刺眼的词语和令人窒息的控制逻辑，法庭内一片寂静，只有旁听席记者们笔尖记录的声音和公诉人冷静的声音和余娟梅极力压抑的啜泣声。
对了，还有被告律师极力辩护。
被告人的代理律师打得是无罪辩护，可显然这位律师开庭前看到旁听席的记者“大队”
就已经慌了神，这个官司打赢了，宣传出去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冷血，打输了，他就是助纣为虐。
蔡雅这一招主要目的还没达到，先收获了一点附带目的。
被告人律师磕磕绊绊说着自己的观点，试图将李温文的行为定义为“恋爱中的过分关心”
、“情侣间的矛盾纠葛”
，甚至质疑受害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减轻李温文的责任。
只可惜，说到最后，他自己已经有点说不下去了，索性就结束了辩护。
坐在他对面的蔡雅不屑地一笑。
而每次交锋，应知安都会低声为宋曦丹剖析语言背后双方的真实目的。
“胡斐刚刚那段话的意思是为了在构建‘长期性’和‘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这是定罪的关键。”
“对方律师在试图将系统性精神暴力拆解成孤立的、普通的情感纠纷，他自己后面都觉得圆不过来了。”
宋曦丹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感受着法律条文在真实悲剧面前的重量与挑战。
在刑事部分法庭调查和辩论结束后，法官宣布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审理。
蔡雅的目光扫过被告人，最后落在审判席上，声音清晰而坚定，带着一种克制住的悲愤：“审判长，各位陪审员。
我代表受害者母亲余娟梅，在此发表我们的民事诉求。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赔偿金额。
我的当事人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她所承受的痛苦，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和弥补的。”
她顿了顿，环*顾法庭，声音更加沉痛：“我们放弃一切经济赔偿要求，我们唯一的要求，也是一位无辜年轻女性用她最珍贵的生命所换来的唯一诉求就是，请求法庭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能够充分考虑被告人李温文所作所为的恶劣性质及其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依法予以严惩，使其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告慰逝者，彰显正义！”
“本案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悲剧，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主体范畴长期以来主要限定于具有传统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涵盖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形成紧密依赖和控制关系的亲密伴侣。
我们恳请并期待法庭能够充分考虑到亲密关系中的实质性控制与虐待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巨大身心伤害，在认定‘虐待罪’的犯罪构成时，能审慎而有力地考量并适当延伸‘家人’范畴的法律解释，这不仅是追究本案被告人罪责的关键，更是对未来类似受害者提供法律庇护的必经之路，是司法回应社会关切、完善人权保障的重要进步。”
蔡雅的声音斩钉截铁，引起了法庭内一阵细微的骚动，可她丝毫未做停顿，整个法庭如同她的讲台，“本案的判决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承载着推动法治进程、明确社会规则的重大意义。
法律是神圣的，也需要法庭作出更符合社会现实的解释与延伸。”
她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充满了力量，而余娟梅这个为了女儿日夜奔走的可怜母亲，已经再也忍不住，捂住脸低声痛哭起来。
她听到过太多嘲讽的话语，说她女儿自己不知检点，年纪轻轻就和男人同居，不要脸。
还说她女儿就是个死读书的，考上大学有什么用，内心太脆弱，有点小挫折就要死要活的。
他们那么嚼舌根，仿佛一个人的生死只是他们的下饭菜。
可余娟梅知道自己女儿是个多么善良的人，也是多么无辜的人！
现在，终于，有人听到了自己的哭声，并告诉更多的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蔡雅发言结束，庭审继续。
宋曦丹感到胸腔激荡，她看向应知安，发现她也正微微颔首，注视着蔡雅的目光中是认可。
什么时候知安姐也能这样看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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