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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
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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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弗洛伊德泛性论文化观的一部代表作。
它集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
在埃伦费尔（VonEhrenfels）新近出版的《性伦理学》（1907）中，作者对自然的和文明的性道德（sexualmorality）作了区分。
根据作者的观点，我们可对以上两者作如下的理解：自然的性道德指人类永久保持健康与效能的能力，而文明的性道德指旨在促使人类加强的生产文化活动。
作者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人的内在特征与其文化成就的关系，二者的差异就可得到很好的说明。
在对这一思想做更扩展的思考时我会向读者引介作者书中的观点，而我对作者观点的引用则仅仅作为我对该问题研究的起点。
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据主导地位时，个体的健康与效能会受到损害，而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损害若达到一定点则最终导致文化的目的本身也受到损害。
埃伦费尔确实指出了这种性道德的一系列恶果，对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性道德无疑应对这些恶果负责。
虽然他也充分承认这种性道德对推进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时也论证了改革的需要。
在他看来，文明的性道德的特征表现为原本对女性的要求也带到了男性的**中：除了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当中，所有的**（sexualintercourse）都要受到禁止。
然而，考虑到两性间的天性差异，男性的偶尔偷欢却受到了更轻的惩罚，从而导致了事实上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
一个接受了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的社会怎能产生对“真理、诚实与人道的热爱”
？若超过了一定限度，必使人变得伪善，对错误麻木不仁、自欺欺人。
不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炫耀一夫一妻制的同时，损伤了性的选择（selebyvirility），其实，在文明人之间，由于人道与卫生的考虑，性的选择已降至很低水平，岂不知性的选择本身足以导致个体内在结构的改进。
在文明的性道德所带来的恶果中，有一个特殊情形常被医生所忽视，而我将会在本文中作详细分析，因为我认为现代社会神经症的增多与蔓延均与此有关。
偶尔，有的神经症患者提醒医生，对引发病症的个体现状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给予注意。
他们说：“在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变得神经质，因为我们总想比我们的实际或我们能达到的更好。”
同样，医生也经常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父辈曾过着简单而健康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过上大都市生活的极短时间内将孩子的生活提高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
但最重要的是神经科专家在大声疾呼：“神经症的增加与现代文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于这种联系我们将引用一些著名观察者的陈述作为证据。
厄尔布（W.Erb，1893）说：“对于现代生活使得神经（质）疾患（nervousillness）不断增长的问题可以做出毫无迟疑的肯定性回答，只要看一下现实就足够了。
许多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
为了生存斗争，个体不得不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mentalpowers），这些需求才能满足。
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漠视宗教、不安与贪婪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
一切都变得匆忙与狂躁：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
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
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
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
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
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
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我们所有的感官；造型艺术对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现代文明的种种危险，让我对此情景做更细致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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