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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梦的工作[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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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患者多是早发性痴呆病患者，所以人们曾一度认为，凡对梦的各种象征有直接理解力的人，都是早发性痴呆病患者。
[90]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象征的直接理解力是一种个人天赋或个人特质的问题，它没有明显的病理学意义。
［1925］当我们知道了象征在梦中被广泛用于表达性内容后，便产生一个必然的问题，即这些象征，是否像速记符号那样，具有永恒的固定意义，并由此觉得有必要就象征的解码原则写一本新的“梦书”
［第97页以下］。
对此，我们必须说明：这种象征作用并不为梦所独有，它是潜意识观念作用的特征。
除了梦之外，它也存在于民俗、神话、传说、语言典故、谚语机智、大众笑话等之中。
［1909］如果我们要正确说明象征的意义并讨论那些大量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解决的与此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已大大超出了释梦的范围。
[91]这里我们只限于指出，象征的表现只是各种间接表现方法之一，但各种迹象表明，切不可把象征与其他间接表现方式混为一谈，而不能看出它们之间相互不同的特征。
象征与它们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在很多情况下是明显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隐而不现，因而使得象征的选择显得不可思议。
正是在后面这些情况下，象征关系的终极意义才必须得到说明，而且这些情况表明象征关系具有发生的性质。
今天以象征关系相联系的许多事物，在史前时代很可能具有概念的或语言学的同一性[92]，象征关系似乎是先前同一关系的残留或痕迹；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象征比共同语言的使用范围更广，正如舒伯特（1814）所指出的那样。
[93]虽然许多象征和语言同样久远，但有些象征（如“飞艇”
、“齐柏林”
）则是自古以来不断创造出来的。
［1914］梦是为了伪装其隐意而使用这种象征的。
非常巧合的是，在习惯上，许多象征习惯于或几乎总是用以表达同样的事情。
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梦中］精神材料的独特可塑性。
虽然一个象征需按其本来意义加以解释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有些时候，梦者可能从记忆中获得力量，将通常不能代表性的事物用作性的象征。
[94]若梦者可以对若干象征加以选择，那他必定会选择其主题与他思想的其余材料有联系的象征。
也就是说，除了典型的象征外，这个象征的选用还有梦者的个性差异。
［1909；最后一句为1914］虽然自施尔纳以来的近期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梦的象征的存在——甚至哈夫洛克·霭理士也承认，梦无疑充满了象征——我们也必须承认，象征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梦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解释带来更多的困难。
一般而言，在释梦中，如果采用梦者的自由联想技术，象征解释就会遭到失败。
科学的批判性不容我们回复到古代释梦者的那种任意判断，而斯泰克尔的盲目解释似乎使之复活。
因此，在处理梦中那些必须被当作象征的元素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综合技术，一方面利用梦者的联想，另一方面用释梦者的象征知识来弥补联想之不足。
在处理象征问题时，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同时对那些清楚地揭示了象征的使用的梦例详加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以避免任何有关释梦任意性的批评。
作为释梦者，我们对梦的解释的不确定性，虽然一方面起源于我们知识的不足，这可以随着研究的进展而得到改进，但另一方面也起源于象征本身的不确定性。
象征往往有多重意义，就像中国文字一样，因而每次解释工作都必须依据上下文背景，才能得到正确解释。
象征的这种歧义性与梦可以做“过度解释”
（over-iion）［第279页］的特征相关，即梦的单一内容可以代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愿望。
［1914］说明了这些限制和保留条件，下面我就开始论述。
皇帝和皇后（或国王和王后）一般象征着梦者的父母；而王子或公主则象征着梦者自己。
［1909］但是，由于伟人被赋予与皇帝同样的崇高权威，因此在某些梦里，像歌德这样的人物也就成了父母的象征（希西曼，1913）。
［1919］——所有长形物体，如手杖、树枝、雨伞等都可以象征男性**（其中雨伞的张开可比为**）［1909］——同样，长而尖的武器如刀、剑、矛等亦如此［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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