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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
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
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148]，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
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
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
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149]；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
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
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
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
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
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
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
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
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
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
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
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
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
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
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
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
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
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
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
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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