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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
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
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
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194]，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
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195]，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
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
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斯（M?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
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
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
[197]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
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
（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
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
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
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
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
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
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
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
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
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
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
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
）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
（hypnoidstates）的理论，据说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
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
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
（defence），后来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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