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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
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
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
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
。
[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
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
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
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
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
[219]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
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
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
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
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
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
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
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
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
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
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的权威一起制订的。
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
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
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
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
作家、画家，等等。
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
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
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222]来到维也纳。
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
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
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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