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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非侥幸，此刻头颅也已暴露在你的村里。
我们谨向你祭奠，愿你的灵魂安息，不要骚扰我们。
何必与我们为敌？一直友好相处岂不更好？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致流血，头颅被斩。”
[32]西里伯斯（Celebes）的帕卢（Paloo）人也是如此。
同样，“东非的加拉人（Gallas）打仗归来时，也在踏入自己家门前向被杀敌人的保护神供奉。”
[33]
其他一些民族则找到一种方法，将死去的敌人转变成守护神、朋友和恩人。
这种方法就像博内奥（Borneo）的某些未开化的民族所炫耀的那样，在于以慈爱来对待这些割下的头颅。
当沙捞越（Sarawak）的沿海迪雅克人（SeaDyaks）在一次获胜的猎头颅远征中带着敌人的首级回来后，几个月内这颗头颅都会得到最悉心的照料。
人们将用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充分显示爱的名称来称呼它，并将最美味的食物，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有时甚至是雪茄，塞入它的口中。
人们不断地恳求这颗头颅去恨它从前的朋友，爱它现在的主人，因为它现在已是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我们将这些令我们胆战心惊的禁制视为荒唐的话，那我们是大错特错了。
[34]
北美洲的一些未开化民族会对那些遭他们杀害并剥去了头皮的敌人进行哀悼，这令研究者们吃惊不已。
当一个乔克托人（Choctaw）杀了一个敌人后，他将连续哀悼一个月，其间他要受到许多限制。
达科他人（Dacotas）也有类似的做法。
据一位目击者说，奥萨格人（Osages）悼念自己死去的人。
“而对于敌人，他们也是把他当作朋友来哀悼的。”
[35]
在我们继续讨论与敌人有关的其他的塔布习惯做法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条明显的不同意见。
弗雷泽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都有可能被引用来反对我们，认为这类抚慰仪式的动机最简单不过，与“矛盾症”
毫无关联。
这些民族被那种迷信于敌人鬼魂的恐惧控制着。
这是一种在古代就有的恐惧，英国大戏剧家曾在《麦克白与理查三世》一戏的幻觉中，将这种恐惧展示于舞台之上。
从逻辑角度而言，所有这些抚慰仪式，包括马上要讨论的种种限制和赎罪做法，都是这一恐惧的产物。
这一观点得到塔布的第四类习惯做法的支持，而这些做法只能被解释为企图驱赶掉萦绕着杀人者的死者的鬼魂。
[36]此外，这些未开化的人们公开承认对所杀敌人鬼魂的恐惧，他们自己也承认塔布的那些习惯做法（我们将要讨论）也都是出自这种恐惧。
这一反对意见确实很明确，如果它能解释一切的话，我们倒可不必烦神再做进一步探讨。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放一放，现在先来提一下与之相左的一个观点，它来自我们在前面关于塔布讨论中所做的假设。
从这些禁制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指向一个敌人的冲动并非总是充满敌意的，它们有时是懊悔、对敌人的钦佩和杀了这个人之后的良心谴责的具体体现。
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早在神赐予任何法典之前，这些未开化的野民已具有一种维持生存的戒律：“不可杀戮”
，任何冒犯必遭严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另外三类塔布禁制。
对获胜的杀人者所施加的限制，是极其频繁和严厉的。
在帝汶岛［请见第37页中所叙述的抚慰仪式］，远征的将领禁止“马上回到自己的家里。
人们为他建了一座特别的草屋，他必须在此住上两个月，接受身心的净化。
其间他不可接近妻子，不可自己进食。
一切食物须由另外一人送入他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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