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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困难
或许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得以确立，从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
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
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比这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研究。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是模仿犹太教而出现的。
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
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伟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尽了。
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表现出更感谢他所选定的人民。
但是，这个新宗教的内部发展不久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
东方的各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宗教，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
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唯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atrophy），并且把它和在另一个领域中所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
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他们所处的一般的社会状况。
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当我们转向原始时代的类似情况时，我们更难以得出一个结论。
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个事实已被忘记了，即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其特点、也知道其命运的原始的父亲；我们也不能假定有任何关于它的口头传说，就像我们能够假定有任何关于摩西的口头传说一样。
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确定一个传说的来历呢？它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准备插手一个复杂的心理学事态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将预先对研究结果做如下预期。
在我看来，个体与群体之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体中也有一种过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潜意识的记忆痕迹中。
我们相信，在个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经验的记忆痕迹在他心中保持着，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下保持的。
正如一个人了解被压抑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个体对此也总是有所了解的。
在这里我们已经形成了某些观念，这些观念通过分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证明，这些观念就是，某些事情是怎样被遗忘的？它是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压抑着”
；它的记忆痕迹仍非常清楚地存在着，只是被“反贯注”
（anticathexes）[304]所孤立起来了。
它们无法与其他理智过程取得联系；它们是潜意识的——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
也有可能被压抑的某些部分逃脱了（压抑的）过程，可以进入记忆，偶尔也会在意识中浮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在物体（fnbody）。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必然是这样的；压抑也可能是全面的，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那种替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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