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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愿望和另一些愿望等量齐观，这听起来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人们联合起来以反对这些愿望，而对于是否容许另一些愿望存在，则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争执不休：但是，从心理学上讲，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不管怎么说，文明对这些最古老的本能愿望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
同类相食的愿望本身似乎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而且在精神分析观点看来——已被完全摒除了。
在反对**愿望的禁律背后，还能看到**愿望的力量！
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的文明仍然在实施杀人的愿望，并且确实仍然在发布杀人的命令。
文明可能正在我们的面前发展着，有些我们今天虽然完全可以容许的其他愿望的满足，到将来却变得不可接受了，就像同类相食在现在是不可接受的一样。
这些最早的本能克制已经包含着一种心理学因素，它对其他一切本能克制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认为，自从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的心理就没有得到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比，它在今天的情况和历史初萌时的情况完全一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立即就能指出其中的一个心理上的进步。
这个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是并行不悖的，即外部的强制逐渐内在化；这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心理机构，即人的超我，把它接受下来，并把它包括在文明的禁律之中。
[6]每一个儿童都会向我们展示这个转变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使儿童成为一个道德和社会的存在。
超我的这种力量是心理学领域中的最宝贵的文化财产。
已经发生了这种心理转变的人就会从文明的敌人变成文明的工具。
在一个文化团体中，这种人的数量越多，它的文化就越安全可靠，就越能排除外部的强制手段。
现在，在各种本能的禁律中这种内在化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
至于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些最早的文化要求，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那些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的例外，那么，这种内在化就似乎已经广泛地获得了。
但是，当我们转而探讨其他的本能要求时，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我们惊讶地、并且十分关注地发现，只有在外部强制的压力之下——也就是，只有当这种强制确实行之有效，而且只有它使人感到恐惧时——大多数人才会服从对这些观点施加的文化禁律。
对于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的所谓文明的道德要求来说，这也是真实可信的。
一个人对别人表示道德上的不信任的那种经验大多数都属于这一范畴。
有数之不尽的文明人，他们虽然不再杀人和**，但是，他们却不拒绝满足他们的贪得无厌。
同样也不拒绝满足他们的攻击欲望和他们的性欲。
只要不因此而受到惩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撒谎、欺骗和诽谤来伤害别人；毫无疑问，这一点在漫长的文明过程中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转而论述只适用于某些社会阶级的那些限制条件，我们就会遇到一种虽然罪恶昭彰、但却总是得到人们认可的状况。
可以预料，没有特权的阶层往往妒忌那些有权者及其权益，而且会竭尽全力使自己从过度贫困中解脱出来。
在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永久的不满就会在该文化内部持续存在，就会导致危险的反抗。
但是，如果一种文化还没有超越某一限度，在这一限度之内，一部分人的满足要依赖于对另一部分人、或对大部分人的压迫——在目前的一切文化中都是这种情况——那么，被压迫者就会对这种文化产生强烈的敌意，虽然这种文化只有通过他们的劳动才能存在，但他们分享的文化财富却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并不期望这些文化禁律内在化。
相反，他们非但不打算承认这些禁律，反而意欲毁灭这种文化本身，甚至打算废除文明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这些阶级对文明的敌视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引起了各社会阶层的更潜在的敌意，虽然这些社会阶层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却不以为然。
不必讳言，一个使这么多人感到不满、并驱使他们起来造反的文明社会，既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前景，也不应该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希望。
一个文明社会的戒律发生内在化变化的程度，如果用流行的而非心理学的语言表述的话，那就是：文明社会中人的道德水平，并不是评价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时所值得考虑的唯一的心理财富。
除此之外，在理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有文明的财富——也就是说，从那些资源中都能获得满足。
人们极易倾向于把文明的理想——把对于什么是所达到最高成就和最值得人们奋力追求的成就的估计——包含在文化的精神财富中。
乍一看，好像文明的理想能决定这个文化社会的成就；但实际的过程却好像是，通过把文化的内部财富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第一批成果，而文明的理想就是建基于这一批成果之上的，于是，理想便以这第一批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理想给文明社会的人所提供的满足是自恋性质的满足，是对已经成功获得的一切感到洋洋自得。
要想获得完全的满足，就需要对旨在取得不同的成就和达到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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