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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难道我们有权假设，最初存在于那里的一些事物的残存物和以后从中发展起来的事物是同时存在的吗？毫无疑问，我们有这个权力：在这种现象中，不论是在心理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都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动物王国中，我们的观点是，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产生于最低等的动物。
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切简单的生命形式。
大蜥蜴类已经灭绝，并且为哺乳动物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大蜥蜴类动物的一个典型代表——鳄鱼却仍然生存在我们中间。
这种类比可能离题太遥远了，而且已被这个事实所削弱，即现存的低等物种一般说来，并不是今天更高度发达的物种真正的祖先。
中介的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我们只能通过重建才能了解它们。
另一方面，在心理领域中，原始的东西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变种一起如此普遍地保留着，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再举例来证明它。
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某个分支发展的结果。
某一部分（在数量意义上）态度或本能冲动幸存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另一部分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心灵中的记忆保存这个更一般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探讨过[47]，但这又是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此稍加注意，即使我们的借口并不充分。
自从我们克服了这个假设的错误，即我们所熟悉的遗忘表示记忆痕迹的破坏或消灭，我们就一直倾向于采纳这个相反的观点，任何东西一旦在心理上形成就不会消失——一切都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当退行到足够远的时候）又表现出来。
我们不妨尝试通过和其他领域的比较，给自己描画出这个假设表示什么意思。
让我们选择不朽城的历史为例。
[48]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罗马最古老的城邦是罗马方城，巴拉顿丘上的一个受保护的定居点；接着是丘城时期，各个山丘上的居民点都联合起来了；随后这个城就和塞尔维亚城墙接壤了；以后在经历了共和国时期和恺撒早期的一切变化之后，还是这座城，奥列里安大帝却用他的城墙把它围住了。
我们不再进一步追寻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但是，我们会问，一个去罗马访问的人，如果具备了最全面的历史知识和地形学知识的话，他今天还能发现罗马城历史上这些早期阶段的多少痕迹呢？除了几个裂口之外，他还会发现，奥列里安城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还能发现被发掘和显露出来的某些地段的塞尔维亚防御土墙。
假如他知道得足够多的话——甚至比当今的考古学家知道得还多——他或许还能在该城的结构上查出全城城墙的走向和原始罗马方城的大致轮廓。
在这些曾被占领的建筑物中他不会发现这个古代的地区，或者只能找到模模糊糊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
用关于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最全面的信息，他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不过是，使他能够指出那个时期的神殿和公共建筑坐落在那里。
这些地方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些废墟并不是早期建筑物的那些废墟，而是在后来经过大火和破坏之后其重建物和废墟。
几乎没有必要提到，人们发现所有这些古罗马的遗迹竟然编织成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最近几个世纪里出现的大都市的结构。
肯定还有许多古代的东西被埋葬在地下或者城市的现代化建筑之下。
这就是我们据以发现留存在像罗马这样的历史名城里的古迹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幻想的假设，罗马并不是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有着同样悠久、多变历史的心理实体（psytity）——就是说，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建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消失掉，一切早期的发展阶段都和最近的发展阶段一起保存下来了。
这就意味着，恺撒的宫殿仍然坐落在罗马的巴拉顿丘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七层古堡仍然像过去的一样耸立着；美丽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圣·安其罗城堡的柱廊上，直到它们被哥特人包围了，等等。
但是还有，假如没有这种变迁，在被帕拉佐·卡发莱利占领的地方，也会有朱庇特·凯庇托利那斯的神殿，不但会有它的最新样式，而且就像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所见到的那样，会有它的最古老的样式，它那时仍然体现着伊特拉斯钦人的设计风格，镶有赤褐色的衬托装饰。
在现在圆形大剧场（）耸立的地方，我们同样能欣赏到尼禄那消失不见的金殿；在万神殿的广场上，我们不仅会发现哈德良遗传给我们的今天的万神殿，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还可以找到阿格里帕最初的大建筑物。
的确，同一块土地上还会承受着圣玛利亚和密涅瓦的教堂，以及在上面建造的古老神殿。
观察者为了能看到某一个建筑物，或许只需转移他的目光注视点，或者改变他的位置即可。
显然没有再进一步编造这个幻想的意义了，因为它会导致不可思议，甚至陷入荒谬。
如果我们想以空间的术语重现历史的序列，只有用空间并列法才能做到；同一空间不能容纳两个不同的内容。
我们的尝试就像一个毫无根据的游戏；只有一个理由是正当的；它向我们表明，我们通过以形象描述的术语来表现它们，距离我们掌握心理生活的特点究竟还有多远。
但是，有一种反对意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种意见对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把一个城市过去的历史比作心理的过去表示特别怀疑。
即使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被保留着的假设，只有在心理器官保持原样，它的结构没有受到创伤或被炎症所损伤的情况下才适用。
可与这些致病的力量相比的破坏性影响，任何城市的历史上都绝非少见，即使它所受到的挫折比罗马小，甚至像伦敦这样从未被敌人掠夺过的城市也是这样。
拆毁旧建筑和在老地方建成新的建筑物就发生在那些一直最和平的城市里；因此，按照这种因果关系，把一座城市和一个心理有机体相比较本来就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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