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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攻击性倾向的存在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现，我们还能正确地假定在别人身上也有，这就是干扰我们同邻居的关系，迫使文明必须施行很高的（能量）消耗的那个因素。
由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始的相互敌意，文明社会不断地受到分裂的威胁。
他们在共同工作中的利益不会使他们结合到一起来；本能的热情比理性的兴趣更强烈。
为了建立能限制人的攻击性本能的屏障和用心理上的反相作用（reaation）来控制它们的表现，文明就必须召唤一切可能的力量。
因此，这样一来，这些方法的使用旨在激起人们产生认同和受目的制约的爱的关系，此后又会对**加以限制，再以后还有它的爱邻犹如爱己的理想的圣训——这个根据下述事实来看是合理的，即没有什么东西能和人类的原始天性如此完全不一致。
虽然文明竭尽全力，但它的这种努力迄今并没有获得很多结果。
文明期望有权对罪犯使用暴力来防止这种最残暴的行径，但是法律却不能控制这种更谨慎、更精巧的表现形式，人类的攻击性就是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期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曾把这种期待看作我们的同伴，我们认识到，在生活中文明以其邪恶的意志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和痛苦。
同时，指责文明并试图消除人类活动中的一切冲突和竞争是不公正的。
这些冲突和竞争毫无疑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立并不一定就是敌意，只不过它可能被误用来为敌意制造一个机会。
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把我们从这种邪恶中解救出来的道路。
他们认为，人对他的邻居是十分善良和友好的，但是，私有财产制度腐蚀了人的本性。
私人财产的占有使个人有了权利，并且从此以后这种权利就诱使他去恶待他的邻居；从占有财产中被驱逐出去的人一定会采用敌意的造反来反抗压迫者。
如果把私有财产制废除了，一切财富为人类所共有，大家都能分享到享有财产的快乐，敌意和仇恨就会在人类中消失。
既然每个人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谁也没有理由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大家就会自愿地从事必要的工作。
我并不关心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任何实际的批评；我无法探究是否放弃私有财产就是有利的和正确的。
[83]但是，我能认识到，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共产主义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站不住脚的幻觉基础上的。
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我们就剥夺了作为其工具之一的人类的攻击性之爱，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尽管这肯定不是最强烈的爱；但是，我们丝毫也不会改变个人在能力和影响上的差异，这些能力和影响是被攻击性所滥用的，它也绝不会改变其天性中的任何东西。
攻击性不是由财产创造的；它在原始时代几乎毫无限制地占据统治地位，那时能占有的东西还是极其贫乏的；当财产还没有放弃它最初的肛门形式之前，攻击性就在它的苗圃里表现出来了。
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感情和爱情关系的基础（可能只有母亲和她的儿子的关系是个例外）。
[84]如果我们放弃个人的财产权，而在性关系中仍然保留着特权，这就一定会在其他方面都平等的男女之间引起最强烈的仇恨和最粗暴的敌意。
让我们假设这也被生活中实行完全的自由所消除了，这样，家庭这个文明社会的生殖细胞就不复存在了；确实，人们将无法预测文明因此而得到发展的新道路，但是，有一件事是人们一定会期望的，那就是，人类本性的不可消除的特点将会随波逐流地到达那里。
显而易见，要使人们放弃这种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是很不容易的。
当剥夺了对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时，他们就会不自在。
在较小的文化团体中有一个不可小视的好处，由此，攻击性本能就能以敌视入侵者的形式找到发泄这种本能的方法。
只要还有一些人留下来成为攻击性表现的对象，那么，要联合起相当多的人去互相爱戴就总是有可能的。
我曾讨论过下述现象，即那些领土毗连和在其他方面关系密切的民族总是长期不和睦和互相嘲弄——例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等。
[85]我称之为“小差异的自恋”
，对此无需做解释。
现在我们能够发现，对攻击性倾向来说，这是一种方便的和相对无害的满足形式，借助于此，一个群体的成员中实行心理亲和就比较容易了。
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应该受到他们居住国的文明发展的承认；但是，不幸的是，并非中世纪对犹太人的一切大屠杀都足以为他们基督教的同时代人带来和平和安全。
一旦使徒保罗主张把人们之间普遍的爱作为他的基督教社会的基础，在基督教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会是，对基督教以外的所有人表示最大的不容忍：罗马人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他们一定缺乏宗教的容忍性，虽然宗教是国家的事，而国家则充斥着宗教。
这也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一事，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梦想竟然需要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它的补充；试图在俄国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式的文明在迫害资产阶级方面找到心理学上的支持，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是，人们只是关切地想知道，当苏维埃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他们将怎么办呢？
文明社会的人已经把他的一部分有可能得到的幸福变成了安全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原始的家庭里，只有一家之长才能享有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的成员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因此，在享有文明之好处的少数人和被掠夺了这些好处的多数人之间的对立，在文明的原始时期就达到了最尖锐的对立。
至于现代的存在着的原始民族，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揭示，他们的本能生活绝不会因它的自由而受到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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