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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及其缺憾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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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为什么和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斗争呢？我们不知道。
有一些动物，如蜜蜂、蚂蚁、白蚁很有可能奋斗了几十万年才形成了我们至今仍十分赏识的那些国家制度，那种功能的分工，那种对个体施加的限制。
我们目前这种状态的一个标志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就知道，让我们处在动物国度的这些任何团体里，或者扮演它们授给个人的任何角色，都是不会幸福的。
对其他物种来说，有可能在其环境的影响和内部相互斗争的本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平衡，于是，发展就停止了。
在原始人当中，力比多的一次新发作可能在破坏本能方面使活动能量重新迸发出来。
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答案。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和我们密切相关。
文明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攻击性，使它变得无害，或者把它摆脱掉的呢？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我们已开始了解，但对于那些看起来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却还不了解。
我们可以在个体发展史中研究这种攻击性。
当个体的攻击性渴望变得无害的时候，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些值得注意的，我们绝不可能猜测到的事情，但又是一些似乎非常明显的事情。
他的攻击性是心力内投的（ied），内在化的（internalized）；事实上，攻击性被送回到它所起源的地方——意即，指向了自我。
在这里攻击性被一部分自我所接受，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超我（super-ego）而和自我的其他方面对立起来，现在又以良心的形式，准备对自我实行同样严厉的攻击，这样，自我就会享受到攻击别人的快乐。
在严厉的超我和附属于它的自我之间的这种紧张，我们称之为罪疚感；（these），它作为一种惩罚的需要而表现出来。
[101]因此，文明通过使这种紧张减弱或者消除这种紧张，通过在他的内部建立一个机构来监视它，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的驻军一样，从而控制了个体十分危险的攻击性欲望。
关于罪疚感的起源，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和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即便是精神分析学家也不容易解释它。
首先，当人们问起罪疚感是怎样在一个人的心里产生的时候，我们便做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回答：当人们做了某件他们知道“很坏的”
事情时，他们就感觉到犯了罪（虔诚的人称之为“罪孽深重”
）。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或许经过一阵犹豫，我们会补充说，一个实际上还没有干坏事，但只是意识到了有干坏事倾向的人，也会认为自己犯了罪；于是，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这种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和行动等同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将会预测到，邪恶已经作为一种应受指责的、不应付诸实施的东西被认识到了。
这种判断是怎样得出的呢？人们可能会拒绝这个存在着分辨善恶的一种原始的一一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自然的——能力的建议。
邪恶往往根本不会损伤或危及自我；相反，邪恶也可以是某种他所期望的并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
显然，这里有一种外部影响在起作用；正是它决定了什么才可以称为善和恶。
既然他们自己的情感不会让人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他们就一定会有服从这种外部影响的动机。
在人们处于无助和依赖于他人时很容易发现这种动机，可以把这种动机最恰当地称为害怕失去爱。
假如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赖的他人的爱，他也将丧失对许多危险的防御，首先，他将冒这个风险，就是说，这个更强壮的人将以惩罚他的形式显示出这个人的优势。
因此，所谓恶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威胁要使人类丧失爱的东西；由于对这种丧失的害怕，人们就必须避免这种丧失。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是否已经干了坏事和只是企图这样干坏事的一个小小的区别；在任何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当权威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以及将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行为来的时候，危险才会开始。
我们称这种心理状态为“邪恶的良心”
（badce），但是，实际上它不应该承受此名，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显然只是害怕失去爱，这是一种“社会的”
焦虑。
在小孩子身上，这绝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只是发生了程度上的变化而已，就是用较大的人类社会取代了父亲或者父母双亲。
因此，这些人习惯上允许自己干任何坏事，使自己获得想获得的东西，只要他们肯定没有任何权威会发现它，或者使他们为此而受到责备即可；他们的焦虑就只和害怕被察觉有关。
[102]当前的社会必须考虑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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