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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邻犹如爱己”
这个训诫是对人类攻击性的最强烈的防御，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学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圣训是难以完成的；这样一种对爱的过分夸张只能降低它的价值，并不能排除困难。
文明对所有这一切并不予以考虑；它只是告诫我们，戒律越难以服从，服从戒律就越值得称赞。
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状态下，追随这种戒律的人往往使自己处于比那些蔑视他的人更不利的地位。
如果对攻击性的防御能够引起像攻击性本身那么多痛苦的话，那么，攻击性就一定是文明的一个多么强有力的障碍！
“自然的”
伦理道德，正如人们对它称呼的那样，除了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自恋的满足之外，在这里提供不出别的什么了。
在这一点上，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各种道德允诺要使它在来世的生活中过得更好。
我设想，只要美德在这种生活中没有受到奖励，道德就会是空洞的说教。
我也相当肯定地认为，人类与占有物的关系方面的实际变化在这一方面比任何道德的说教更有益；但是，在社会主义者当中，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已被人类本性的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误解给搞混了，贬低了它的实际价值。
［第113页］在我看来，寻求在文化发展现象中追溯超我所起的作用的这种思想路线，有可能得出进一步的发现。
我必须赶快收尾了。
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果文明的发展和个体发展有如此广泛的类似性，如果它也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有些文明的系统——或文明的时代——甚至可能整个人类，就会在文化欲望的影响下变成“神经症患者”
，难道得出这个诊断还不合理吗？[121]对这些神经症的分析解剖就可能引起自以为很有实际意义的治疗上的建议。
我不会说，这种企图把精神分析用于文明社会的做法是空想出来的，并且注定是不会有成果的。
但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解决类比问题，不仅对于人，就是对概念来说，要把它们从发源地和成熟起来的地方拉出来，也是很危险的。
再者，对集体神经症的诊断将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
在个体神经症里，我们可以把病人及其环境之间的对照（我们设想是“正常的”
）作为一个出发点。
对于一个使其所有成员都会受到某种混乱影响的群体来说，这样的背景是不存在的；那就只好另辟蹊径。
关于我们的知识在治疗上的应用，既然谁也无权强迫群体采用这种治疗，那么，对社会神经症做出最实际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尽管有这些困扰，我们可以期望，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种研究大胆地用于文化社会的病理学。
由于各种原因，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发表任何意见远非我的意图。
我一直致力于防止自己由于热情而引起偏见，这种偏见往往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我们所具有的或能够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认为文明的道路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导到梦想不到的完善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可以毫不气恼地听取那些批评家的意见，他们断言，当一个人研究文化努力的目的及其使用的方法时，就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费力气，即使费了力气，最终只能产生一种谁也无法忍受的状态。
我的不偏不倚使我很自得，因为我对这些事情所知甚少，我只肯定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人所做的价值判断直接遵从他对幸福的渴望——因此，那些价值判断试图用论证来支持他的幻觉。
如果有人想要指出文明发展过程的强制性，例如，对**加以限制的倾向；或者以自然选择为代价使人道主义的理想付诸实施的倾向，是不可避免或不可转移的发展倾向，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些发展倾向作为自然的必需品来服从，这样，我对此就会完全理解了。
我也知道人们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大意是说，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这些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倾向，常常被弃置一旁并且被其他倾向所取代。
因此，我没有勇气在我的同伴面前像一个预言家那样挺身而出，我对他们的责难俯首认错，他们责难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安慰：因为归根结底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最狂热的革命者也和最有德行的信徒一样充满**。
在我看来，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地控制由于人类的攻击本能和自我毁灭本能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混乱。
或许在这一方面正是目前的这个时代应该特别注意的。
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借助于它们的帮助，他们就能毫无困难地互相消灭，直到最后一个人。
人类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引起了他们目前极大的不安，使他们很不愉快，心情非常焦虑。
现在，人们期待着，这两种“苍天神力”
（英文版第133页）中的另一种，即不朽的爱欲，将施展它的威力，在与同样不朽的对手的斗争中表现自己。
但是，谁能预言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功和取得什么结果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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