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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
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Ja）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
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
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
[154]），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
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
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
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
[155]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
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
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块永恒的领域。
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
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
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156]并无特别的兴趣。
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
卡索维茨（Kassowitz）[158]——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
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157]的帮助和友好接待。
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
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内科医生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并和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结婚。
这里我想稍稍回过头来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时代没有成名，正是因为我那时的未婚妻的缘故。
[159]1884年，由于一种深厚的业余爱好，我从马克化学公司找到一些当时尚未弄清的古柯碱（e），并开始研究其生理作用。
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机会。
当时我们已分别两年之久。
我匆忙结束了对古柯碱的研究，并满足于我的这个课题上已完成的专题论文。
我在论文中还预测，古柯碱的进一步用途不久就会被发现。
然而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160]，提示他应该研究一下古柯碱的麻醉性在眼科手术中应用的可能性。
我探亲结束返回时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科勒（CarlKoller，现在纽约）——我也曾和他谈过古柯碱的问题——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
科勒因此当然地被认为是古柯碱局部麻醉的发现者。
如今古柯碱在外科小手术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了。
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161]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现在再回到1886年。
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
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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