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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167]的严厉驳斥时，我能够因他的批评显露的对该书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尔却感到受到了伤害，并变得沮丧起来。
但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已进入新的方向，而他则发现自己无法调和。
我们在《癔症研究》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理论，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很不完善。
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病源学的问题，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
后来，我从我迅速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神经症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类情绪刺激，而常常是一种性本能。
它或者是一种当时的性冲突，或者是早期性体验的影响。
对于这种结论，我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且以前也毫无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症时根本没有一点设想。
1914年写《精神分析运动史》时，我回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是这些话使我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
但在当时，我并没弄懂这些权威们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他们所告诉我的内容，比他们自己理解的、或者准备辩护的东西更要多一些。
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处于潜藏和静止的状态，直到我进行宣泄法实验时才把它们引发出来，仿佛是明显的新发现。
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得出癔症起因于性欲的结论时，我是回到医学的最初阶段，并且追溯到柏拉图的一个思想。
这是我后来才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Ellis）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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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的影响下，我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
我超出癔症的研究范围，开始调查那些在我咨询时间大批到来的所谓神经衰弱症患者的**。
这种实验确实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
在几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坚定如初。
在治疗过程中，要克服许多含糊其辞的东西和难以理解的现象。
但是，一旦这些克服之后，便能发现，在所有的这种病人身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功能恶习滥用现象。
一方面是这些性功能的恶习滥用；另一方面是神经衰弱症。
考虑到两者都是这样普遍地存在着，所以，两者经常同时出现也许并不证明什么。
但是，比起这明显的事实来，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进一步仔细观察使我认识到，从这种在神经衰弱症的名目掩盖下的混乱临床现象中，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不同类型。
这两种类型有可能以任何一种混合程度出现，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纯粹形式中对其进行观察。
在一种类型中，其主要表现是焦虑发作，并伴有相应的症状、基本的形式和长期的替代性症状，我因此把它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
，而用“神经衰弱症”
这个词来表示另一种类型。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确定如下事实：这些类型的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反常作为其相应的病源学因素。
前一种类型是**中断，未达**的性兴奋，以及性欲节制；而后一种类型则是过度**，频繁梦遗。
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特殊病例，这些病人在临床中曾经表现出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惊人的改变。
从这些病例中可以证明，在这种基本的**规律中，曾经有过一次相应的变化。
如果有可能制止这种滥用而代之以正常的**，这种状况便会大大改善。
因此，这就使我毫无例外地把神经症都当作性功能紊乱来看待，而所谓“真性神经症”
，则是这种紊乱的直接中毒表现，精神神经症则是其心理表现。
作为医学工作者所特有的良心，使我对于自己得出这一结论感到满意。
我希望我的发现填补了医学科学中的一个空白。
以前的医学在处理这一具有如此重大生物学意义的功能时，只是考虑那些由传染或严重的解剖上的病变所引起的损伤，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损伤。
此外，这一发现在医学方面还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性欲并非某种纯心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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