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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许在引起我那短暂的幻想中起了作用，即我正置身于那些作家中间，而象德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正时刻准备倾听他们的声音。
那是在1929年，德国人民公认的代言人之一托马斯·曼恩，用友好而含蓄的语言为我在当代思想史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不久，我的女儿安娜作为我的代表，在我被授予1930年歌德奖金之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政厅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达到的最高峰。
后来，我们的山河日渐缩小，而德国也就不再关心我们的情况了。
我也许可以就此结束关于我的自传的注释。
公众没有要求更多地了解我个人的事情——我的奋斗、失望和成功等等。
不管怎么说，在我的一些著作中（例如《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我要比一般人公开而坦率得多，他们是向同代人或给子孙们叙述自己的一生。
对于这种做法我不想恭维，根据我的经验，我也不可能劝告任何人跟着我学。
关于精神分析在最后十几年的历史，我还得再补充几句。
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向前发展。
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既可发展成一门学科，也可成为一种治疗方法。
它的拥护者（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者）的数量已大大增加。
除了较早的那些地方团体（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206]）外，后来巴黎和加尔各答也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
就在最近，耶路撒冷和南非各成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立了两个。
这些地方性的学会利用它们自己的基金赞助（或正在成立）培训学院。
在这些学院中，对学生们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精神分析实践的教育。
在门诊所里，有经验的分析家和学生对那些经济困难的病人免费进行治疗。
每隔一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大会，宣读科学论文，决定组织方面的事宜。
第十三次会议（这些会议我已不可能再去参加）于1934年在卢塞恩举行。
协会的全体成员从他们共同的主要兴趣出发，在工作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些人着重致力于阐明并深化我们的心理学知识，而其他一些人则与医学和精神病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实践观点出发，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承担起使精神分析学在大学里得到承认并使其内容纳入医学院课程之内的任务。
而另一些人则仍然愿意置身于这些院校之外，也不允许精神分析在教育界所受到的重视比医学界差。
有时，当一个精神分析工作者企图强调精神分析的某个单独的研究成果或观点，而放弃其他内容时，他会突然发现他自己竟然处于孤立境地。
不管怎么说，总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整个精神分析正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进行着严肃的科学工作。
附录一《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24卷）
第1卷
总序
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1886］）
沙可的《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序（1886）
一例严重的男性癔症性偏侧感觉缺失的观察报告（1886）
短评二则（1887）
评艾乌伯克的《急性神经衰弱》
评魏尔·迈德契尔的《神经衰弱和癔症的治疗》
癔症（1888）
附录：癔症性癫痫［发作］
有关催眠与暗示的论文（1888~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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