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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a）、“兴奋量的移置”
（1941a［1892］）及他初次翻译伯恩海姆（1888～1889）书的序言中的“神经系统中兴奋的移置作用”
。
但是这最后的引证提醒我们，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很容易忽视。
无疑在《研究》出版之际，弗洛伊德把术语“贯注”
看作纯生理学的术语。
这在他《科学心理学设计》（以下简称《设计》）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对该术语所下的定义可以证明（如给弗利斯的信件所示）。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仅仅在几个月后由书面写了出来。
在对新近所发现的神经学的本质，即神经元给予说明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对神经元的解释和数量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则我们得出充满一定量的‘贯注的’神经元的概念。
即使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为空白的。”
弗洛伊德理论在这个时期的神经学上的偏见进一步反映在《设计》一书的同一段中以这种形式所阐述的“恒定性原则”
上。
给该原则起的名称为“神经元不活动原则”
，并定义为“神经元趋向本身数量上的剥夺”
。
因此，这揭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反论。
如我们所见，布洛伊尔宣称他打算沿着纯心理学的路线来治疗癔症病人：“不是从大脑或分子角度考虑，其心理过程将以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述。”
但事实上，他的理论内容所关注的大都是“大脑内的兴奋”
以及神经系统和电装置之间的比较。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竭尽全力地用生理和化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
然而，正如他自己沮丧地供认，他的病案读来像短篇小说，而他的分析则是心理学的故事。
事实是，1895年弗洛伊德正处于对心理病理情况从生理向心理解释过程的中间阶段。
一方面，他提出对“真性”
神经症（aeuroses），即神经衰弱症和焦虑性神经症，广泛地采用化学性的解释（这在他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论文中，1895b和1895f）。
另一方面，他对癔症和强迫症采用“防御”
和“压抑”
术语作出基本上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两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论文中，1894a和1896b）。
作为一个神经病学家，他早期的训练和经历导致他最终拒绝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为终极的解释，他提出复杂结构的假设，试图可能以纯神经学术语描述心理活动。
这种意向在《设计》一书达到高峰，以后不久便被放弃了。
然而在他生命的晚年，弗洛伊德继续信奉“真性”
神经症的化学病因论，并相信所有心理现象最终可发现有生理基础，但同时，他逐渐又转回到布洛伊尔所表达的观点，即心理过程只能用心理学的语言讨论。
直至1905年（在他关于诙谐一书的第五章），他首次明确否认除心理学意义之外“贯注”
术语使用的其他意图，并抛弃了所有把神经通路或神经元等同于心理联想的通路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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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基本的科学上的分歧是什么？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弗洛伊德说，其中第一个分歧与癔症病因有关，而且可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与防御性神经症”
。
但在这卷中还是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
在两人合作的《绪言》中，这两个病因均被认可。
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里明显而最突出地强调了类催眠状态，尽管有点半心半意，但他也强调防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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