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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他的凯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138]，而在伊丽莎白的病史中对此概念显得较含糊些。
只是在他的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怀疑态度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以后年代（1896c）发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这种怀疑态度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对“杜拉”
的分析》（1905c）中，他的脚注里宣称“类催眠状态”
是“多余的和误导的”
，而这个假设“完全源于布洛伊尔的创始”
（标准版，第7卷，第27页注）。
但二位作者之间观点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后来坚持认为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看起来没有料想的那么明显。
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关于心理治疗章节的讨论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
但是正如他以后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在一处地方断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
[139]另一方面，布洛伊尔以最强烈的措词说及数点有关性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书的第245～247页中。
例如（在书中第10页注释）他说：“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
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关系分歧的满意解释，我们似乎应当看到印刷文字后的东西。
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尔是个充满怀疑和保守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结论感到不安。
有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1895年11月8日，大约在《研究》出版后的6个月的一封信中（1950a，信35）弗洛伊德说：“不久前，布洛伊尔在医生学术讨论会（Dium）上发表有关我的重大演讲，他宣称他转而相信（神经症的）性病因学说，当我为他站在我一边而向他致谢时，他令我不快地说：‘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样。
’你能理解吗？我不能。”
在《研究》中，阅读有关布洛伊尔所写的，从字里行间我们会产生此人对他自己杰出的发现有一半害怕的印象。
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尚未肯定的发现有预感而更为难；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牵制，而且为他的同事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
这里列举许多弗洛伊德后期的书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尔的事，这样列举是乏味的，但少数例证可表明他对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书紧接的数年后所发表的许多治疗方法和心理学理论的简短说明中，他尽力显示“精神分析”
和宣泄方法的差异——技术上有创新、他对神经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扩展、坚持性病因、建立“防御”
动机，以及如我们所知，最后对“类催眠状态”
的抛弃。
当我们获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关于梦（1900a）、动作倒错（1901b）、诙谐（1905c）、性（1905d）时——在这之前几乎很少或没有关于这些回顾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1910a），我们才发现了广泛的历史性的研究。
在这些演讲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尔之间工作的连续性，第一个演讲的全部及第二个演讲的大部分已见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另一个长期回顾性的研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用了非常不同的基调。
当然，整篇文章的意义引起争议，不足为奇的是在勾画精神分析的早期历史时，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他与布洛伊尔的分歧，而不是对他的感谢。
他明确宣布不再把他视为精神分析的创造者。
同样，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详述了布洛伊尔不能正视性移情，并揭示了安娜·O分析这一“不愉快事件”
的结局。
接下来几乎就像是公开的道歉——这已在书中提到的——意外地归功于布洛伊尔做出对约束的和非约束的精神能量的区分，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的区分。
当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最初介绍这些假设时，对其归属权未给予提示，而第一次注明归属权是在关于心理玄学的文章《论潜意识》（1915e）第五节的脚注中，并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6～27页和第31页）中予以重注。
不久以后，在弗洛伊德给马尔库塞的《简明辞典》（1923a，标准版，第18卷，第236页）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一些感谢的句子：“在《研究》的理论部分，布洛伊尔对心理的兴奋过程提出了一些纯理论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同样在稍后的美国版本中（1924f），弗洛伊德写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驱，尽管有各种经验的扩展和理论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
弗洛伊德接下来的长期历史考察《自传研究》（1925d），似乎进一步地从两人协作性工作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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