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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如果我给予的说明已使读者期望《癔症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基本素材是布洛伊尔精神的产物，则这确实是我本人一直认为的……关于书中所提出的理论，部分由我负责，但至今其范围不可能确定下来。
该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质朴的，几乎没有超出观察者的直接描述。”
另外，他补充道：“难以从《癔症研究》中猜测性在神经症病因学中起到多重要的作用。”
并继续再次提到布洛伊尔不愿意承认这个因素。
这以后不久，布洛伊尔去世，用弗洛伊德对其合作者的讣闻的一段引文（1925g），这可能是中止介绍他俩合作的合适的时候。
在评论布洛伊尔不愿出版《研究》一书时，弗洛伊德宣称自己的功绩在于说服布洛伊尔同意出版此书。
之后，他说：“当他顺从我的影响并且准备出版《研究》时，似乎肯定了他对其意义的判断。
他告诉我：‘我相信这是我们俩带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东西。
’布洛伊尔除了贡献他的第一个病人的病案之外，还对《研究》贡献了他的一篇理论性文章。
这远非过时，相反，它隐藏着至今人们尚不完全清楚的思想和建议。
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这种纯理论文章的人都会对他这个人的心理结构形成一种实际的印象，在他长期生活中，他的科学兴趣成为我们心理病理学研究方向中的一个短的插曲。”
第一版序言
1893年，我们出版了关于检查和治疗癔症新方法《绪言》。
[140]对此，我们还尽可能简要地增加了我们所获得的理论性结论。
这里我们重印了《绪言》，以起到说明和证明我们目的的作用。
我们附录了一系列的病史，所憾的是病史的选择不是立足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的经验来自一个受过教育、精通文学的社会阶层的私人实践中。
我们经常触及我们病人最内心深处的生活和病史。
出版这类素材是对信任的重大违背，同时伴随着病人被大家认识和他们的情况本应只局限于让医生知道，而现在却被他人知道的危险。
因此，对我们来说，不可能使用某些我们最富教育的和最信服的观察。
当然，这特别适用于性和婚姻关系在病因学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病史。
因此，我们只能用很不完整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创伤的来源和“防御”
的一个动因——即受压抑的观念来自意识。
对明显是性本性方面观察的病史未予出版。
病史后有许多理论性的见解，在关于治疗学的最后的一章提出“宣泄法”
的技术，该技术是经神经病学家之手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表示出某些分歧或完全相反的观点的话，这不说明我们观点上有任何动摇不定，而是两位研究者观点上的自然的情有可原的差异，我们在事实和对事实的基本理解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解释和推测上不可避免地有差异。
J.布洛伊尔s.弗洛伊德
1895年4月
第二版序言
现在对精神分析不断增长的兴趣似乎扩展到了《癔症研究》。
出版者希望有该书的新版，即我们现在的印本。
在新的再版中，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初版中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已向纵深发展。
因此，我个人认为，从初版至今我没有积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重要的发展上，我没有做什么，我也不能对1895年所写的增加新的东西，我所能做的莫过于希望在这本书中我的两篇文章在未做改动下再版。
布洛伊尔
当考虑到我对此书的贡献时，唯一可能的决定是第一版将不做改动而再版。
在我13年工作期间，我的观点已发生深远的发展和变化，以致与我早年的观点相去甚远，因此不完全破坏其基本特征的话，用我的早期解释才能做得到。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愿取消我最初的观点，即使今天，我认为这些观点不应看作是错误，而应看作有价值的、最初切近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有通过长期和持续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获得。
细心的读者将会察觉到现在的书中增加了宣泄理论，例如，心理性欲的因素（psychosexualfactors）和幼稚症（infantilism）的作用，梦和潜意识象征（unbolism）作用的重要性。
我对任何一个对宣泄发展为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的劝告莫过于开始读《癔症研究》，因而要跟随着那条我亲自所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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