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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这样。”
“但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关，不是吗？”
“是的，当别人吻孩子时，他从来不喜欢那样。”
当时，在我手的压力下，第三个情景，甚至更早时候的情景出现了，这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一种创伤，如这种对总会计师的情景就有着创伤的作用。
早在几个月前，有一位熟识她主人的女士来拜访他们，在她离开时，吻了两个孩的嘴。
当时孩子父亲在场，克制自己没对这女士说什么，但当她离开后，他的气愤发在不幸的保姆身上。
他说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责任，她有责任制止。
如果她允许别人这样做，她要为自己的失职感到羞惭；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将把哺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其他可信赖的人。
这事发生在她仍以为他是爱着她的时候，她正期待着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再一次出现。
而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
她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这样突然对我发怒，为这点小事发出这样的威吓，更何况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责任，以后我难免会有差错，他可能不再对我有任何热情，或者他们已教唆他更多地监督我。”
这显然是她记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当总会计师欲吻孩子时受到孩子父亲的责备。
然后我检查了她的鼻子，发现她对疼痛敏感，几乎完全恢复了反射兴奋性。
她也能区别不同的气味，尽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区别强烈的气味。
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气味感觉损害上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一治疗持续了整整9周，4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避暑胜地遇见了这个病人。
她精神很好，使我确信她已保持着康复的状态。
讨论——尽管这个病人只有轻度的癔症和少数的症状，但我并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例的重要性。
相反，倒是对我有所启发，即纵然像这样一种疾病，当考虑其为神经症时，是徒劳的，而它是由这么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
实际上，当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病例的病史时，我试图把该病例看作特殊类型癔症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人在某些相应经历后的结果。
应当这样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独立于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质。
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癔症。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类患者的素质，直至她真正成为癔症患者时才清楚；而过去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经病素质是一种不同的事情。
在疾病发作前，病人大量的遗传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异常方面就已很明显。
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没有这两种因素的痕迹。
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说是获得性的，推测她可能具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获得癔症的倾向性。
至今我们尚未注意到这种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么样。
然而，这类病例中，主要强调的是创伤的性质，当然，也要结合患者对创伤的反应。
现在清楚的是癔症的获得是因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观念之间发展为不相容性。
我希望能在别处表明，[214]为了躲避这种不相容性，“自我”
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现不同的神经症障碍。
癔症的防御方法（如我们所见必然具有特殊的倾向性），在于兴奋转变成躯体的感觉运动；这样转变的好处是自我意识中的不相容的观念受到抑制。
转而，那种意识含有经转换形成的躯体记忆（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是主观的气味感），并且因情绪多少明显附着于那个记忆而受困扰。
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情境不易发生进一步变化；因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这种不相容性，多亏压抑和转换而存在。
所以产生癔症的机制，一方面象征一种道德上的怯弱行为；另一方面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种防御措施。
我们应充分承认通过癔症的产生而抵制增加了的兴奋，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
当然，我们会更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较多的道德勇气可对所虑及的个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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