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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于维也纳
第三版序
十余年来我一直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及被认可的程度，趁第3版发行之际，我愿作一短序，以防止一些误解及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发生。
首先要强调的是，本书所阐明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日常的医学观察之上，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增强了它的深度和科学性。
《性学三论》除了依据精神分析的建构需要，不可能包含其他内容。
因此，不可将其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性理论”
，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未予处理也便很自然了。
但读者切不要以为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事实上，本书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均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
由于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顺序的安排也有所区别：较之于素质（disposition）因素，偶发因素较为偏重；较之于种族（phylogenesis）特征，个体特征（ontogenesis）较为看重。
在分析中，偶发因素起了最重要作用，分析时几乎完全受了偶发因素的影响；素质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只有通过经验才可显现，对它的充分考虑远非精神分析的范围所及。
种族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亦如此，可将个体特征视为种族特征的再现。
然而，种族特征不因近期经验的影响而改变，可以说在个体发展的背后种族特征起作用。
个体特征是人类早期经验积淀的结果，加上近期的经验，便构成了偶发因素的总和。
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全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为基础，而且尽量避免受生物学的影响。
我十分小心地回避了任何先入之见，不管来自一般的性生物学或对某一物种的专门研究，本研究仅仅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探讨人类的性功能。
的确，我的目的在于发现心理学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关于人类**的生物学知识。
对我而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指出我的研究与生物学的接合点（pointsoftact）与一致处，但是，假如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许多重要观点与发现上与生物学的研究差别甚大，那么就没有必要偏离我的研究方向。
在第3版中我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但与前一版不同的是，我并未将它们特别注明。
目前我们学科的科学工作的进展相对缓慢，但要跟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发展步伐，在本版中增加一定的新材料是必要的。
[6]
1914年10月于维也纳
第四版序
目前战争之祸水已经平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战争中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总体上未受损害，但理论的不同部分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
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主题及发现诸如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的发展及病症的形成机制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甚至引起了反对我们观点者的关注。
然而，本书所包含的其他理论，即生物学前沿的知识及其功能，面临的反对之声仍未减少。
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与病态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转而寻求新的观点，以对性因素的作用予以限制。
然而，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较之其他部分更远离现实，发现真实本为精神分析之己任。
我对材料的不断再检验及回忆使我相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及公正的观察之上，并且不难解释人们对我的观点何以有的接受有的反对。
首先，要证实此处所描述的人类**之始，必须要由足够耐心和专业技术的调查者对病人童年早期生活进行分析。
既然医疗通常要求（至少表面上）快速见效，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然而，只有施行精神分析的医生，才能接近这种知识所形成的判断，才不致受自己好恶和偏见的影响，如果人类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早能学到这些知识，那么这三篇文章就不必去写了。
此外，还须记住的是，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坚持性活动对人类所有成就的重要性及性概念的扩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反对精神分析的最强烈动机。
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将精神分析的“泛性论”
（pan-sexualism）当做不厌其烦的口头禅，甚至无端地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
。
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情绪因素（emotionalfactors）令人混淆和善忘，那我们当对此惊诧不已。
哲学家叔本华（A.Shauer）早就说明人类的活动决定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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