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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一定包含某种冲突，包含意志力与抵抗力。
这一先决条件是在反对神的斗争中完成其首要和崇高的使命的。
我已说过，这种悲剧是一种反抗剧，剧作家和观众都站在反抗者的立场上。
人们对神的信仰越少，人在控制事物中的作用就变得越重要。
人们越来越相信，恰恰是这种对神的反抗导致了心灵的痛苦。
因此，英雄的下一次反抗便是指向人类社会。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批社会悲剧。
然而，另一个先决条件的实现将出现在个体间的冲突中。
这类悲剧是人物的悲剧，它向观众展示了一场“冲突”
中所有令人激动的场面。
剧情是在杰出人物之间展开的，他们从人类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事实上，这种悲剧中得有两个主角。
在以上这两类戏剧中，有一个主角同代表某些制度的强大人物进行斗争，如果将这两类剧进行融合，无疑是可能的。
纯粹的人物悲剧缺乏令人满意的反叛性，但是这种悲剧在社会戏剧（例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再现，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希腊古典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剧。
因此，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得以表现的领域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戏剧的线索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便是心理剧（psychologicaldrama）的领域。
在心理剧中，引起痛苦的斗争是在人物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在不同的心理冲动之间进行的。
只有当一种冲动，而不是主人公消亡之时，斗争才告结束。
就是说，斗争必须在人物的“否定”
[4]中结束。
这个心理剧的先决条件与前所述的几个类型先决条件的结合都是可能的。
所以，如制度之类的因素其本身也可以成为内心冲突的根源。
正因如此，我们便拥有了爱情悲剧。
因为社会文化、人类习俗对爱情的压抑和“爱与义务”
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在歌剧中早已熟知，它构成了几乎无数的冲突情境的根源，事实上，也如同人们的“情欲白日梦”
一样亘古不绝。
但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多。
当我们身临其境并打算从中获取快乐的痛苦根源，不再是两个同样可以意识到的冲动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时，心理剧就转变成了心理变态剧了。
这里，快乐的前提条件是观众本人须是一个神经症者，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而不是反感。
对那些非神经症者来说，这种意识所招致的仅仅是反感，而且是可能唤起观众一种重复压抑行为的倾向，该压抑行为以前曾成功地影响过他的冲动。
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一个简单的压抑行为就足以完全控制被压抑的冲动。
但是对神经症者来说，这种压抑无一例外会处于失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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