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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情结”
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
[225]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
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
（returnofa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
（returnofthe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
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
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
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
霭理士（Haveloek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
[226]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227]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
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
1909年秋，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20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
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
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
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
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
[229]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
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内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A.A.布里尔（A.A.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南（JamesJ.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
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
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
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
[230]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
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贡献。
[231]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
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
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
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Beau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
里吉斯（Régis）[232]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
[233]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234]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
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内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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