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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法与之相反，我是试图发现相同的梦的片断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背景下隐含着不同的意义。
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既丰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事有种种联系。
当然，有人会怀疑这种“自我分析”
的可靠性，而且有人会说我可以对它们做出任何结论。
但据我的判断，自我分析要比分析别人更为有利。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进行实验，看一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释梦起多大作用。
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
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犹豫，也难免有人不会对这些内容产生误解。
但克服这些困难还是可能的。
德鲍夫［1885］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
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让位给对由它们来帮助解决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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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将挑选一个自己的梦，并说明释梦的方法。
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
所以我让我的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义发掘的兴趣所需。
前言——1895年夏，我曾给一位年轻妇女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
这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医生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尤其对精神分析医生来说。
医生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
这次治疗只是部分的成功：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有些躯体症状并未完全消除。
由于那时我对标志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
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愉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
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来访，他是我的老朋友，曾同我的病人伊尔玛和她的家人在一处乡间度假村度过一段时间。
我问他她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
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许是他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不满的意思，如我对我的病人承诺得太多等等。
不管对还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因于他受了我病人亲属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对我这次治疗持赞成的态度。
但当时我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也没有明显意识到，当然更没有任何流露。
那天晚上，我在写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当时也是我们这一界的头面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
那天夜里（很可能是下半夜）我做了如下一个梦，第二天一醒来，我马上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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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回答她信中的问题，并怪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
。
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
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简直痛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
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
我自忖道，我一定是忽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
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一下她的喉咙，但她显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安了假牙的女人一样。
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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