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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方式，这说不上是一种有益的方法。
那时我只有5岁，妹妹才3岁。
我们撕碎的书（一片一片的，就如法国百合的花瓣。
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的景象是我当时一段不十分清晰的记忆。
后来我上学了，养成收藏书的癖好，就有点类似我对专著研究的喜爱。
（“喜爱”
这个联想到樱花科植物和法国百合时已浮现了。
）我又成了书虫，自从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时，我就已认识到这个童年景象记忆是我后来爱书成癖的“屏蔽记忆”
[137]。
而也是在很早我就发现，当然，这种癖好会导致悲伤。
当我17岁时，我已欠了书商一大笔钱，而且无力偿还。
我的父亲也不因为我爱书而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的钱。
后来我到了青年时期，回忆这段往事又使我想起同格尼希斯坦的谈话。
因为我们的谈话又谈到了我过分沉溺于购书而受责备的老话题。
因为与我们无关，我将不再深入解释此梦，但须指出它的方向。
在释梦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与格尼希斯坦的谈话，而且不仅从一个方向谈起。
当我考虑到谈话的一些主题时，对梦的意义也就显得明显了。
所有由梦出发的思想链——当想到妻子和我自己喜爱的花，想到古柯碱，又想到同事间求医的尴尬，又联想到我对专著的偏爱以及对某一学科分支如植物学的忽视，等等——所有这些，一旦继续深追，最终将成为我和格尼希斯坦谈话多个支流中的一两项内容。
谁知这个梦又将如我们对第一个分析的梦（伊尔玛打针的梦）那样，变成自我辩解的性质，变成一种为自己的权利而申辩。
的确，这将会把早先梦中出现的材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参照两梦中间所出现的新的材料来讨论，以致使本来与梦显然无关的表达形式也变成有意义的东西了。
它所意味的是：“毕竟，我是那篇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关于古柯碱）论文的作者。”
就如我早些时候的释梦一样，为自己说话：“我是自觉、勤奋的学生。”
在两个梦中我坚持的都是：“我容许我做这件事。”
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解释下去了，因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用例子来描述一下梦的内容与前一天引起梦的刺激诱因的关系问题。
只要我只注意到显梦，它就显然跟梦日的某一件事有关联，这就可以了。
但当分析时，梦的第二个来源就会从同一天的另一个事件中涌现出来。
而这两个印象中的与梦相关的第一个印象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是个次要环境；我曾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一时吸引了我的注意，但它的内容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而第二个经验则更有心理学的重要性；我同我的朋友、那个眼科医生谈了足足一个小时。
在谈话过程中我告诉他一些对我们两人都有密切相关的信息，并使我的记忆受到激发，使我注意到我自己心灵中各种各样的内部受重视的内容。
而且，谈话尚未结束，又被我们共同的熟人的加入所打断。
我们现在必须要问，梦日的这两个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又同夜间所做的梦是什么关系。
显梦涉及的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印象，似乎是要证明梦只从白天的一些琐事中去寻找材料。
另一方面，所有解释中的线索却又归结到一些重要印象上去，归结到那些合理地激发我们情感的印象上去。
如果梦的意义只能靠通过分析得出的隐意来判断（似乎只能如此），那么，一个新的、有意义的事实就会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
于是，为什么梦只涉及白天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的难题就失去了意义，而白天的生活也不必追寻人梦，梦也就成了浪费愚蠢的材料的心理活动。
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梦念受同样材料的支配，那些材料在白天占据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只能去梦见那些在白天能让我们引起回忆的事情。
但是，即使梦是由那些在白天确实让我感到兴奋的印象所引起，为什么我实际上只梦见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呢？无疑，最明显的解释就是梦的伪装（dream-distortion）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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