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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略传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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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2月，弗洛伊德赴巴黎留学回国时，绕道柏林，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按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
但是，他获悉因种族歧视的关系，他无望在那里任职。
二是来法国留学前，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卡索维茨（MaxKassowitz，1842～1913）想请他负责儿童神经科的工作。
所以，弗洛伊德到柏林后专门拜访了弗里德利希皇家医院院长、儿科教授巴金斯基（AdolfBaginsky，1843～1918），受到他的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弗洛伊德除了解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之外，他还和巴金斯基博士，以及慈善医院神经病与精神病科罗伯特·汤姆森（RobertThomson）博士和海尔曼·奥本海姆（HellmanOppenheim）博士一起做了一些研究。
弗洛伊德还为巴金斯基编辑《儿童医学杂志》提供过神经学方面的文稿。
后来，弗洛伊德在卡索维茨的医院刊物上发表过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
由于这个缘故，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诺斯纳格教授后来（1897）让弗洛伊德在他的巨著《普通与特殊疾病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
回到维也纳以后，弗洛伊德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神经科主任多年。
与此同时，1886年4月，弗洛伊德正式开业行医。
布洛伊尔主张开始收费要低些，甚至穷人可以免费治疗，弗洛伊德听了很泄气。
尽管做了广告宣传，挂上了金字招牌，但头几个月患者寥寥无几，收入极其有限。
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忍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的发展，他不仅个人享誉世界，而且家庭幸福美满。
但这段贫困的生活他们却永远没有忘记。
（二）开展神经组织学与神经病理学研究
在维也纳综合医院三年工作中，虽然弗洛伊德连续地从该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始终坚持两手抓，边工作，边研究。
其中，工作的重点始终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业余时间研究的重点则是有关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过去和布吕克教授在一起时主要从事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曾发表《鳗鱼的生殖腺的形态与构造》（1877）、《八目鳗神经节细胞》（1878）、《蝲蛄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1882）、《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1882）等论文。
现在开始转向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
弗洛伊德在著名神经学家梅纳特和布吕克的领导下，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以及他独自研究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均取得重要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一线工作已失去了兴趣，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
如今，我开始转而去研究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我之所以选延脑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
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到以前在生理实验室时那样，起劲地在脑解剖研究里工作。
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延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
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
即使是不久前，因关于大脑功能定位著述而得到提升的诺斯纳格，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hology）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以后的几年里，在继续担任住院医师期间，我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对这方面的疾病已能驾轻就熟，甚至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
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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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组织学和临床治疗方面的成绩显著，1885年9月，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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