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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饶舌，他就不可能离婚。
他一直威胁说他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如果他在远处看到我，他的脸便会因发怒而变得扭曲起来，而且也会举起手做出向我袭击的样子。
我总是逃避他，总是感到惊吓，怕在我一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抓住。
现在我总是见到的脸就是他发怒时的脸。”
这个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即呕吐已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
因此，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癔症患者相当范围的发泄问题。
实际上，在产生了这样的发泄以后不久她就报告了发现伯父的事。
“你告诉伯母关于他对你性进攻的其他事吗？”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诉的，而是在后来，当已经谈到离婚时，我伯母说：‘我们保留这件事情不说，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烦，我们也要说起的。
’”
我能很好地理解这确实是最后的时期了——当时这所房子里存在愈来愈多不安宁的场面，而且当时伯母对她的情况已不感兴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争吵上——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事情使之成为记忆象征的残余（幻觉到的脸）。
我希望这个在这样早的年龄，性敏感性就受到伤害的女孩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病例是一个无须多加分析、通过猜测就能解决的病例，那么，我无言以对。
确实，病人同意我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没有认识以往所经历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我根据病例3的提示，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
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较一下这两个有性欲经历的病例——它们都有“创伤性的”
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
瞬间的场面。
事实上两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经历中，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保存下来，而后者的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地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
病例3的单独病因不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无视自我的作用，不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
叫凯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
在对一个癔症病人的性创伤的每一次分析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性欲前期，对儿童不产生作用，而是在以后发生创伤的作用，这显然是由于记忆的缘故，这时该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获得对**的理解。
[219]精神症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育中的正常过程，很易明白的是他们后来接受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心理障碍提供机会。
另外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的意识分裂是否与出自有意拒绝的意识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病例心理机制上的进一步区别是发觉了一个事实，我们称为“辅助的”
，也值得把此称为“创伤性的”
。
它有效地说明了其具有的含义，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创伤性的经历。
它结合了“辅助的”
和“创伤性”
瞬间的特征。
然而似乎没有理由，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却导致我们放弃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关。
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处，是我们长期来所熟悉的转换，这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它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是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
沙可倾向于把这个间歇期描述为“心理上产生后果的时期［精心制作］”
。
[220]
凯瑟琳娜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是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病例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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