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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童肯定是忌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开，使其离开父母，并剥夺其所有特权；但在面临着这个小儿童（像后来出生的所有儿童）像他本人一样被父母所爱，结果是不可能在不损害他本人的情况下保持他的敌意态度时，他不得不把自己与其他儿童相认同。
所以，在儿童群中就产生了共同的或群体的感情，然后在学校进一步发展。
由这种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为了公正，为了同样对待所有人。
我们都知道，这种要求在学校里表现得多么强烈和不能改变。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成为受宠者，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有别人会成为受宠者。
这种转变即在幼儿园和教室里群体感情取代忌妒心可能被认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如果同样的过程往后在其他环境中不能再次被观察到的话。
我们只需想到这样一群妇女和女孩，她们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着他。
她们每人肯定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当面对她们的成员以及结果不可能达到她们爱的目的时，她们放弃了这种忌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以联合的群体去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还有可能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头发。
原先她们是竞争的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把自己与其他人认同。
当一种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样能达到各种结果时，我们会毫不奇怪：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使这种结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满足的可能性，而某种其他的结果——本身是更明显的，则由于生活环境阻止达到任何这样的满足而被放过了。
后来在社会中以“群体精神”
（groupspirit）等形式出现的东西，与它从原先的忌妒衍生出来并不相背。
没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样的，并拥有同样的东西。
社会公正意味着，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以致别人也同这些东西无关，或者也许不能要求这些东西——这都是一回事。
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
它也在梅毒患者担心传染给他人中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
对此精神分析已教给我们怎样理解。
这些可怜的不幸者表现出来的担心，与他们强烈抵抗要传染给他人的潜意识愿望是相一致的；因为，为什么单单他们被感染并如此这样地被隔离？为什么其他人不被感染这种病？在所罗门公正的有关故事中可发现这同样的萌芽。
如果一个妇人的孩子死了，那么其他妇人的孩子也活不成。
这个丧子的妇人显然具有这种愿望。
这样，社会感情的基础是，起初是敌意的感情反转成为认同性质的肯定色彩的联系。
在迄今我们能追踪到的各种事件的过程中，这种反转似乎在与群体外的一个人有共同的情感联系的影响下出现。
我们自己并不认为我们对认同作用的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我们此刻的目的来说，我们只要回想这样一个特征就够了，即一致实行平等这一要求。
我们在讨论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中已经得知，它们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它们所有成员应该得到一个人即领袖的同样的爱。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群体中平等的要求只是适用于其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
所有成员必须是彼此平等的，但他们都想到被一个人所统治。
许多平等的人能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一个单个的人优越于他们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能持续存在的群体中所发现的境况。
现在，让我们大胆地纠正特罗特的这一断言：人是群居动物，而坚持认为，人不过是个部落动物——由一个首领支配的部落中的个体动物。
第十章群体和原始部落
1912年，我采纳了达尔文的一个猜想，其大意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是被一个强有力的男性专横地统治着的部落。
我试图表明，这种部落的命运对人类的由来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是，图腾制度的发展——它本身包括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开端——是与暴力杀死头领以及把家长制部落转变成兄弟团体相联系的。
[145]可以肯定，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就像考古学家努力探索史前时代之谜的许多其他假设一样。
正像一位善意的英国批评家有趣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故事”
。
但我认为，这一假设如果证明是可以把连贯性和理解引入越来越新的领域，那么它就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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