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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人说先生手中无军队，即无实力，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则大谬。
其一，如革命家、文论巨子雷昭性所说，倘若果有权力私心，难道不可以挟南方兵力相抗衡吗？即使不能直捣黄龙，难道割据天堑划江而治不可乎？然而这样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灵。
又其一，孙先生让位以后，同盟会的年轻干部，有捶胸顿足者，有呼天抢地者，至有失落发疯者，即令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对孙先生的举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种痛苦的理解。
倘非如此，他们就会重拾利器，奋起狙击袁世凯，只要孙先生点一点头，稍作示意，这样的志士会层出不穷，不惜流血五步，肝脑涂地，直至将其肉体消灭。
因为孙先生为人以智慧和胸襟胜，从来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凯这样低贱的心智，怎么可能领会孙先生博大的胸怀度量以及长远崇高的考虑呢？所以紧接着，袁世凯利用和局的形势，大肆徇私舞弊，专制误国，至复辟帝制，全国奋起声讨，觳觫暴毙，亦咎由自取也。
先生的高蹈远引、逊位让权，竟被视为软弱，后世历史家也有持此论者，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
民初陆大培养的带兵官和幕僚多不可数。
陆军大学设于北京西直门外，为陆军之最高学府，从第四期起，陆大自保定迁来北京，正名为陆大，所订课程为高级陆军军事教育，与日本当时相仿。
名种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战略、军制、战史、国际公法、外交史、作战计划、兵要地理、传达输送、战斗输送、动员计划、秋操演习、海空军事，等等。
学员多为带职求学，官阶有高至上校、中校者，毕业后并非可立即获得适当位置，譬如贺国光于民国五年底毕业，六年初分发，返家乡湖北，不见用，又返回北京，遇郭松龄，彼亦同样不见用，在北京赋闲。
因为当时军中对陆大水平与学生程度并不尽悉，将领并不特为陆大毕业生安插，凡军校毕业者，皆一视同仁，上官云相便是从弁目做起，唯后来晋升甚快而已。
贺国光在陆大同学百人，后在军政界颇具影响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黄旭初、郭松龄等。
军头多骄横意气用事，合纵连横，乱来一气，造成有利自己之局面。
为人自作聪明，左右飞扬跋扈，拥众要挟，这样的主官用不上什么好幕僚。
1925年，柏文蔚在开封见胡景翼，觉其貌似天真，胸有计谋，对人尊而不亲。
其左右亲近，多拔剑击柱、骄悍无识之徒。
柏氏断定其将无所作为。
北洋军阀派系支离庞杂，各个大小军阀部队编练体制各自为政，相互隶属关系游离多边。
主官似乎大有可为，料不到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极不合群，平日颐指气使，一意孤行，相处不洽，甚且反脸成仇，终于搞得凶终隙末。
他们成天使枪弄炮，终日敏感到“你还没动，我就要打”
的悸动程度，对其自身的邪恶鲁莽，却一贯地奉行装聋卖傻，不肯面对。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为善为恶，成败休咎，可为殷鉴。
王克敏、汤尔和、梁鸿志……这些老官僚，乃是北洋以至前清的孑遗，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代，纷纷下水，原有的一点声誉，全部葬送，这是糊涂一时呢，还是根本心术不正所造成呢？
有的幕僚像狐狸，智术运用极为迅速，可是结局多不美妙。
狐狸为灵敏之狡兽，可是持续至今的英国上流社会猎狐活动，以猎狐最为可怖。
狐狸极为灵巧矫健，嗅觉异常敏锐，可是猎人以狼狗多头纵之追奔，长途不舍，野狐狂窜不支，心脏破裂，终为群狗扑噬，撕咬之下，顿成片块。
不像军人倒像学者，王士珍料事如神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统制。
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
王氏高踞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咨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33岁的时候，即1894年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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