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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住在北京汤山，杨度到处鼓吹帝制，但杨度是个言论家，并无党派作为后援。
真正出大力的人是梁士诒这样的人，背后有交通系等党派做后盾。
纯粹的幕僚方面且有北洋背景者，是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
杨士琦是自始至终参予策划的人。
于式枚长于办公事，他先前就是李鸿章的幕僚，当光绪最后几年，预备立宪期间，他认为中国固有的成法有的跟立宪制度相符合，不宜一概否定，要算是有见解的。
辛亥革命后，于式枚在清史馆担任纂修，因为袁世凯早年向他请教过学问，所以所谓幕僚，还是袁世凯主动，而他则较为消极。
傅增湘是学者，帝制酝酿期间，他是约法会议议员，多办文教之事，私底下与袁氏纠葛不深。
杨士琦也从李鸿章幕中出来，他曾协助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帝制期间他多有贡献，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杨士琦较梁士诒更为得势。
至于他的秘书班子则由夏寿田管理，夏氏和袁克定亲昵逾常，他善于揣摩杨士琦、段祺瑞等老派人物的心理。
他和袁氏父子关系很深，帝制机密无所不知。
夏寿田的父亲以前当过江西巡抚，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好。
他到袁世凯身边参与策划就是他的老乡杨度介绍的，张国淦把他看做晚辈，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幕僚。
到了帝制揭晓之日，夏寿田参与机要，气焰嚣张。
当时滇军和川军开战，夏寿田即密切注视，指点规划，袁世凯也将他的策划意见交给参谋处，再电报发给前线。
袁世凯认为夏氏颇有韬略，就是一些老军事家也不及他，但是张国淦认为夏氏纯粹是一个军事外行，作战计划有不少可笑的地方。
不过，贯穿整个帝制运动，夏氏都承认自己最为卖力，跟那些今天趋附，后天推诿的人自有天壤之别。
袁世凯谋国成功，中国还有一个重建王朝的机会，杨度等人的心思在此。
确有当朝太子，舍我其谁也的样子。
他们是一群早已丧失梦想能力的卑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心只能听懂现实厉害权衡的召唤，认定在权力斗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公平。
国家权力成赃物。
小偷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他偷的东西不够大；大偷必定得到奖赏，因为他偷到了惩罚别人的手段，即国家权力。
可惜，这也成了南柯一梦。
一代枭雄之龙威与胆略，问题是恰遇辛亥志士那一拨学问操行冠绝一时的团体，杨度等人的心思就大显蝇营狗苟了。
说得通俗点，民主的“牌坊”
不要了，甩开膀子当君主制“婊子”
；民智已开，他们的策划机关算尽，终于没有指望。
杨度是否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辜负了他的平生所学呢？
李鸿章临逝前力荐袁世凯，他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然而黄兴论袁世凯却全然大异，黄兴说：“袁并不是一个强人，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
他为了一己及其亲属的权力，而无所不为。”
（《黄兴年谱》1914，7，15）
袁世凯仇视异己，凡对帝制持非议者，他都加以罗织打压。
他在小站练兵时，曾纳杭辛斋为幕僚，一日闲聊天，辛斋说：“慰亭，将来你必做皇帝。”
袁世凯笑道，我若做了皇帝，必先杀你。
到了洪宪公布，辛斋往南方走，被捕于三元店。
因在狱中遇到研究易经的高人，此人知道他的受刑的日期，后果然。
那位高人出狱后多方搜求易学著作，达三百余种（《洪宪惨史》，64页）。
幕僚需有识、有德、有学问眼光，还需有品，这也是一个做成事的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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