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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指的是FightingPower（战力），M是火力，V是速度，由此方程式可知，战斗力与火力是成正比的，而战斗力与速度则是成平方正比。
因此他主张与其增加火力，不如增加机动力，因为火力增加5倍时，战斗力只增加5倍；而机动力同样增加5倍时，战斗力就能够增加25倍。
至于C则是精神力，整个部队的火力再强，机动力再高，如果因为战斗时间太长以致缺量，或是为了急行军，或是经过几次严重战斗而伤亡严重，以致影响精神力，整个战斗力就削减甚多，甚至部队叛变，空有战斗力也没有用处，所以精神力是最重要的（参见《蒋纬国口述自传》16页）。
刘玉章《戎马生涯五十年》谈火力观，他认为，火力——射击须采取“两短集火”
要领。
所谓两短是：距离短，时间短。
把握此两短，集中发扬最大威力。
这是他的特别规定：敌人未进入百米内，严禁射击，严守射击纪律。
目的是有效发扬自动火力，敌人同样是血肉之躯，必可将其歼灭于阵地前。
在防御工事内，人少反可增大活动空间，减少损害，更可以说是因病成妍的优点。
刘玉章例举一个抗战战役：“翌日拂晓，果不出我所料，日军先以猛烈炮火，轰击大袁庄，我由团指挥所遥望，但见一片烟火、灰尘，弥漫了整个村庄……此时敌兵约一营，分三纵队并列，大胆地向我大袁庄前进。
至距我阵前六七十尺时，我沉寂已久之守军，骤然全部武器火力，以排山倒海之势，万箭齐发，那气焰万丈的日军，实时仓皇不知所措。
‘两短集火’的效果，在这次战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殊堪回味。”
刘玉章的打法尚属局限多多的情况下发挥火力优势，属于一种局限中的转圜。
而蒋纬国、辛弃疾则是要从根本上使火力与速度结合到最佳程度。
不仅使部队在冲突中能迅速投入有效兵力，而且可对目标实施纵深打击。
再者为了具备更强的自我保护和攻击能力，他们训练部队实际上是在按照不断自动升级的方式进行，迅速凝聚战斗力的能力大大提升。
将速度与火力结合，具备多种用途和灵活性，而集中体现微强大的火力，同时也能赢得时间。
速度与火力，速度与打击力，像针灸一样，在经脉的要冲点穴。
辛、蒋二人的快马突击队观念，和战车集中运用观念极为神似；两人后半生同样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景下努力；同样远离了家乡；同样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
两人的著述和实践，同样包含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直觉与判断力的获得，灵感只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他们都在从事研究如何采取有效手段阻断战争。
战争的罪孽不可饶恕，他们都以兵凶战危为戒，不喜欢战争，尤其反对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
但他俩作为一流的参谋指挥人才，虽竭力反对战争，却绝不是害怕战争。
他们亦保持这样的态度：化解可能发生的战端，消弭酝酿着的战事，制止行将发生的战争，扑灭已经点燃的战火。
辛弃疾、蒋纬国都不喜欢人海战术。
辛弃疾的意思是，建立多支来去迅猛的特种部队，避免大兵团的一旦败绩就不可收拾的局面。
而且，即使对方以大型野战部队进攻，也可利用多支战力强劲的特种部队将其分割、截击，再予以击溃，或逐次消灭。
他的军事变革思想，包括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都很有新意，新军事变革意味着对旧作战方式的完全抛弃。
这和今天的军事格局，颇有神似的地方。
战争，关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纬国提出要向1917年告别，就是要以机动性转变整个的作战观念。
因为在1917年之后，英国领悟到战车必须保证其速度和机动性，战车逐渐脱离步兵，才能发挥其战场的机动性。
另一方面，战车的火力也只有在机动的运用下才能发挥。
所谓机动就是主动争取一个新的位置，可以在新的位置上制敌，从而产生奇袭的功效。
中国政府军，向来不善野战，即野战往往表现不佳，吕思勉先生《中国文化史》尝谓，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
野战时总是失利时居多。
明时松山会战如是，清时绿营之于太平天国前期攻击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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