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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参谋最重要的就是在搜集情报之后加以研判、运用。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憎妒特工事务，他的口气透着嫉恨和轻蔑，可以说是对敌方情参工作的否定。
萧赞育回忆在侍从室工作期间亲历西安事变，说是在事变的当天，天黑后，萧赞育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萧赞育睡**。
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逐个房间慰问压惊，这时萧氏要求和他谈话，“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污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
张并说，实则特务工作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
显然，语甚轻蔑，意甚不屑，当然，也有侥幸的得意。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戴笠即派遣干员向西北渗透，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往中枢，尤其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的底细被查得一清二楚。
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但在12月初，即侦测到张、杨异动的一系列情报。
那时蒋介石刚刚赶到洛阳，戴笠手下的马志超、江雄风就得出张、杨即将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委员长答应其条件的准确情报。
虽然获得准确情报，但在研判上掉以轻心，未能引起警醒，更未能恰到好处加以运用，总不免有失职失察的责任。
所以事变发生以后，戴笠立即从南京追随蒋夫人乘机奔赴西安，下机后，杨虎城曾说：“雨农！
你来得正好，我们准备了一只装老虎的笼子给你住。”
戴氏却一笑置之，故装神秘说：“这个我早已料想到。
不过，请你想想，我是不是个前来白白送死的人？”
（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张、杨听了，当场色变，表情悚然。
情报参谋未能精切研判、运用，所以戴氏奔赴虎穴，乃是一种情参工作缺失的补偿挽救。
而他回应张、杨的话头，显示出于一种心理战的考量，“我是一个白白跑来送死的人吗？”
轻描淡写、露尾藏头，就事后补救来看，发生了非凡效力，投下一种心理上的阴影。
使对方既以为他的无形势力已在西安有了致胜把握；又使杨氏以为他与张学良之间，有了暗通款曲的联系，打出时间差。
从时效而言，侦测张、杨异动的情报具有连续、动态的特征，无可挑剔。
但是毛病出在研判、运用上面。
参谋作业，即使没有掉以轻心，在主观不以为然的情况下，仍可作外围防范。
但是他们就此罢手，结果事到临头就措手不及。
20世纪初，日本设置的特殊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满铁”
者，打着经济的旗号，搜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和情报。
在中国东北内外作所谓地质调查，重要城市设立分社，其下属调查室负责与外务省、陆军省交换情报，举行密切的定期碰头会。
侵华战争发动后，“满铁”
魔爪更大肆伸张，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密切收集后做情报资料，报回日本本土及日本驻华情报机构，作精密分析。
他们在研判一端上所做的工作，并不放走一个可疑之点，而其运用，更成为一个网状的互为连贯的系统。
过程并不繁复，转折也不复杂，但时效高得可怕。
一着不慎，满盘不顺。
正像河道治理工程，若以单纯性的截污分流代替了综合性的水环境治理，以直立浆砌石护岸来与河流争夺生存空间，以棱柱渠化改变水力半径，以壅高水头降低速度造成养眼的水体景观，改变了河流的沉积能力和自净能力，则此河道不得不变为漂浮物集中的垃圾场、变质水体的污水池和发酵场。
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熊向晖的卧底生涯
熊向晖是清华大学出身，1938年5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胡宗南任第七分校主任。
熊向晖打入胡部前，特意查阅了范长江名作《中国的西北角》，书中描述胡宗南有云：“住的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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