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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寄峤的情形，和舒适存、赵家骧也有类似。
他先上保定军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然后再上陆军大学、国防大学将官班深造，改换出身的门庭。
1929年任第45师参议，抗战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亦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后期一度脱离参谋席位，出任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抗战胜利后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1949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政副长官。
20世纪30年代初，他辅佐卫立煌，后者就是看中他的系统军事修养，担任卫立煌部参谋长，长达10年，他随卫立煌升迁而升迁，对其军事指挥影响极大。
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后来他分析西安事变的原因，也颇具一等幕僚的眼光。
其要点，一是东北军入关后受歧视而待遇也低，故生发不满情绪；二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被围而东临黄河绝地，乃对张、杨统战，而统战又取得良好效果。
抗战初期的防御战，因日中军力的悬殊，郭寄峤强调本军的工事构筑，在错落工事上建立侧防交叉火力网，诱敌而歼灭之，这是因武器的整体落后想出的转圜办法，颇为奏效。
卫立煌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写道：“郭寄峤每天上午八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
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着毛笔不放，简单明了地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糊里糊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强干，高人一筹。
蒋介石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当众表扬他为‘标准参谋长’。”
郭氏著有《边疆政策之研究》《边疆与国防》《我国历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之迁徙与衍化》等书。
不过他在大陆易手的时节，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失去了他长于谋划的大参谋的本色。
1948年秋，他在甘肃省主席任内，就和马鸿逵言语不睦。
后者问他：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他竟回答说“汉人不替××当兵”
。
马鸿逵一向主张泯除民族界限，息争为国，他说“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尔挑拨民族情感，制造乱源。
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
（马鸿逵《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当此撤守的真空时期，大家本应以同舟共济的大义，通力合作，以挽危局。
不料最杰出的参谋也惶急而口不择言。
指挥失度，而使壮士离心，宵小得逞，令人扼腕。
马鸿逵早在前清宣统三年，于陆军学校读书时，年方弱冠，即加入同盟会，当时凡与政治有关者，袁世凯均勒令加入其所控制的共和党，鸿逵虽数次被迫，但始终严拒加入。
嗣奉孙总理令派赴甘肃，与多位志士一起，乔装高丽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
戎马半生，曾参加抗战，建立殊勋。
而在此危难关头，郭氏未能将地方势力调试到一个较为融洽的地步，并非不可为，虽然大势掣肘，但其个人鲁莽灭裂，终令人事向相反方向滑落。
马鸿逵认为郭寄峤是陈诚的人马，实则郭氏也是胡宗南的好友。
保护胡宗南，或给他一个下台的台阶，算是郭氏最后的幕僚作业。
据说他曾直接向蒋介石说：“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
蒋介石似有所触动，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回胡宗南。
参谋的危局和宿命
曹聚仁以为，蒋介石应该让毛泽东给他发一枚大勋章，要不是他自己到北平指挥战事，关外何至于糟到这步田地。
东南人士以为可以划江而治。
曹聚仁说，蒋介石对于华北局面，素来以甲制乙，以丙制甲，以乙制丙，这样一种苦迭打政策，傅作义以守坚城出名，在平津被围之前，蒋氏对他不放心，直到北平听见了炮声，傅作义才有军政控制大权。
平津围城，只留了傅作义做一个可怜的孤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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