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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野蛮人具备的那种超人的、百折不回的坚定缘于野蛮人国家的习惯和教育，并不要求在文明社会里养育的那些人也具备。
如果后者在痛苦中抱怨，在贫困中悲叹，听任自己受爱情摆布或为愤怒所困扰，他们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
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软弱会影响他们的某些基本品质。
只要他们不让自己激动得干出任何违反正义或人道的事，那么虽然他们面部表情的平静或他们的谈吐和行为镇定多少会受到干扰和破坏，也会因此而失去一点声誉。
一个对其它**更为敏感的富有人性和文明的人，可能更容易同情某种激昂振奋的行为，更容易原谅某种略微过火的行动。
当事人意识到这一点；确信自己的判断公正，从而纵容自己强烈地表露出自己的**，而不那么害怕，因为暴露自己强烈的情绪而遭到人们的轻视。
我们敢于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强烈的情绪，而不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表露这种情绪，是因为我们期待从前者而不是从后者那里得到宽容。
文明民族和蛮族里冲动行为的不同后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文明人以朋友般的坦白相聚交谈；野蛮人以陌生人般的保留态度相聚交谈。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欧洲大陆上最文明的民族，在自己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时所流露的那种情绪和高兴劲儿，首先使碰巧在他们中间旅行的那些陌生人感到惊讶，这些人在感觉比较迟钝的人中间接受教育，不能理解这种热情的表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未见过类似的表现。
一个年青的法国贵族在被拒绝编入一个军团时，会在全体朝臣面前哭泣起来。
男修道院院长达·波斯说，一个意大利人被判罚款20先令时所表现的情绪，比一个英国人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所表现的更为强烈。
西塞罗在罗马的优雅之风达到顶峰的时候，会怀着满腹的伤情愁绪当着全体元老和全体人民的面哭泣起来，而不感到降尊纡贵——因为很明显，他必须在每一次演说结束时这样做。
在罗马早期和未开化的时代，按照当时的行为方式，演说者或许不会表现出自己如此强烈的情绪。
我想，如果西庇阿家族、莱列阿斯和老加图当着公众的面流露如此脆弱的感情，会被认为是违背本性和不合宜的事情。
古代的那些武将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庄重和良好的判断。
但是，据说他们对那种卓越和热情洋溢的演说却感到陌生，这种演说是在西塞罗诞生之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克拉苏和苏尔皮西乌斯率先介绍到罗马来的。
这种成功或不成功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盛行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介绍到英国来。
他们各自按照这种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行为的合宜性缘自各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实行的自我控制的程度之间的差别极大。
这种差别引起了其它许多并非不重要的差别。
一个多少有些习惯于听从天性倾向的文明人变得坦率，豪爽和真诚。
相反，被迫抑制和隐藏各种**表现的野蛮人必然养成虚伪和掩饰的习惯。
所有那些同亚洲、非洲或美洲的野蛮民族有交往的人都注意到，他们都是同样难以理解的，并且当他们有意隐瞒真情时，没有哪种查询可以从他们那里获知真相。
他们不会被那些巧妙的问题诱入圈套。
拷打本身不能使他们供认任何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讲的事情。
一个野蛮人的**，虽然从未通过任何外部情绪表达出来，却隐匿在受害者的心里，尽管他的愤怒已达到最强烈的程度。
虽然他很少显露出任何愤怒的迹象，但是，当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复仇欲望时，他的报复总是残暴和可怕的。
最小的侮辱都会使他陷入绝望。
他的面部表情和谈吐确实还是平静和从容自若的；但是他的行动常常是极其凶猛和狂暴的。
在北美那些到了最易动感情的年龄和比较胆怯的女性中间，在只是受到母亲轻微的责备时，除了说一句“你不再有一个女儿了”
以外，不表露出任何**，也不说别的什么，就去跳水自尽的人，并不少见。
在文明民族中，一个男人的**通常不是这样狂暴或猛烈。
他们常常吵吵闹闹，但很少造成伤害；而且通常似乎只指望使旁观者确信他们这样激动是正确的，并得到他的同情和赞同，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满足了。
然而，习惯和风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产生的所有影响，同它们在其它地方产生的影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则所造成的判断的最大失误，并不同一般的品格和行为有关，而是同特殊习惯的合宜或不合宜有关。
在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生活状况中，习惯引导我们去赞同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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